有关朱德元帅在“文革”中的境遇，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回忆录，即便是家属的回忆中，也只有闪铄其词、语焉不详的记载。朱德夫人康克清在1986年11月29日《解放军报》上的回忆中有这样的细节： 他参加中央的会议回来，将林彪那个大谈“政变”的讲话交给秘书，转身就走。以往，凡是中央的文件，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他交给秘书时都要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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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会内幕(图)
有关朱德元帅在“文革”中的境遇，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回忆录，即便是家属的回忆中，也只有闪铄其词、语焉不详的记载。朱德夫人康克清在1986年11月29日《解放军报》上的回忆中有这样的细节： 他参加中央的会议回来，将林彪那个大谈“政变”的讲话交给秘书，转身就走。以往，凡是中央的文件，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他交给秘书时都要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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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盛赞的开国将军另一面：姘头一大串 图
与一般人认知不同，邱会作其实深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信任和喜爱。“文革”中，周恩来称邱会作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干部，是历届后勤部长中最好的后勤部长，这是我的看法，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⑴ 文革开始之初邱会作被批斗，造反派以“车轮战”批斗之，剃阴阳头，坐“喷气式”，罚跪请罪，致邱肩胛骨骨膜、肌肉断裂，右肋骨断裂并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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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周恩来死后第一个新年大放炮竹：鞭炮屑拉走一车(图)
直到最近，看完了大陆周恩来研究权威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之后，我才吃惊地得知，当年毛不但拒绝去参加周的追悼会，而且在周死后的第一个新年在自己的住地大放炮竹以示庆贺——庆贺周死在了自己的前面!据说，仅鞭炮屑第二天就拉走了一车。那一会，我突然感到自己完全被耍了，不只是我，而是我们好几代人都被耍了。原来，“党”所颂扬的毛与周的“战友情”、“同志情”或“革命友谊”，不过是一个子虚乌有的神话，一个天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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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 邓小平弃军逃跑(图)
惊出一身冷汗毛泽东、周恩来令人胆寒的三句话（下） 前篇摘录：笔者诵读《邱会作回忆录》，有三句话跳入眼帘，无论如何挥之不去，令笔者冷汗阵阵，毛骨悚然：第三句话——毛泽东说：邓(小平)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 三、第三句话——邓小平弃军逃跑 笔者从邱会作回忆录中看到的第三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是邓小平曾经弃军逃跑。这话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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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令人胆寒的“中央政治”秘诀(图)
惊出一身冷汗毛泽东、周恩来令人胆寒的三句话（中） 前篇摘录：笔者诵读《邱会作回忆录》，有三句话跳入眼帘，无论如何挥之不去，令笔者冷汗阵阵，毛骨悚然：第二句话——周恩来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二、第二句话——周恩来的“中央政治” 笔者从邱会作回忆录中读到的第二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是周恩来对于“中央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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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出一身冷汗 毛泽东周恩来令人胆寒的三句话(图)
笔者诵读《邱会作回忆录》，有三句话跳入眼帘，无论如何挥之不去，令笔者冷汗阵阵，毛骨悚然：第一句话——毛泽东在得知林彪摔死后说：感谢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第二句话——周恩来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第三句话——毛泽东说：邓(小平)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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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明白周恩来为何不肯留下骨灰 看看他有多惊人(图)
【阿波罗新闻网 2013-11-04 讯】
评价刘少奇“我完全同意你(江青)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
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
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评价刘少奇
“我完全同意你(江青)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 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 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 们要交给后来人!”
(周恩来接见首都工宣队军宣队代表时的讲话)
“刘少奇、王光美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拿清华作试点，压迫清华的革命小将。蒯大富同志，不能因为他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而轻看了他 们的作用，不能否定当时王光美对他们的压力。当时我很清楚嘛!当时他受了很大的压力，禁闭，迫使他们进行绝食。因为当时十一中全会已经开了，正在开着，那 时候我奉命去谈话，代表毛主席的声音去解放他们。当时他们是受压迫的一伙人。”
评价瞿秋白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在接见中国科学院双方代表时的谈话)
“家庭出身好是一好，表现好是两好。家庭出身不好，表现好，亦是一好。出身好表现不好，是忘本;家庭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两个不好。两个不好，应 该回老家去了，或者叫复辟。主要看你的表现，晚节。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未发表，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在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我们应当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学习，学习他对李秀成的分析。……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掉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在接见铁道部部分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我是经过五个时代，从大革命到现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七，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一九四九到现在。五个阶 段都经历过不少事情，看到过不少阶级，有的是钢铁战士，有的就是不行。象向忠发是党的总书记，但一抓住就叛变。当然也有好的，象苏兆征成为烈士。知识分子 也是这样，也有很多烈士，象李大钊;也有象陈独秀背叛革命成为托派，瞿秋白临死前还写叛变书，就象从苏联回来不可一世的王明，也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住在苏 联，成为人民的敌人。革命烈士很多，革命者是前仆后继。我们是留下来的人，多做一些工作，就是为世界革命服务，你们应该全心全意干革命，要胜过我们。”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在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夺权委员会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我建议注意调查研究。我接见过南开大学卫东派组织。我叫他们多作调查，他们下决心钻到很多图书馆里，查了几个月。安子文是黑帮分子，是一位学生调 查出来的。南开大学发现了二十多年前的材料。安子文叛变，是经刘少奇批准，集体自首。入城之后，组织部长是安子文，就不把这一部分材料拿出来。瞿秋白死前 也写过一篇文章，同李秀成的一样，结果蒋介石还是把他杀了，这篇文章被陆定一藏起来了。这些都是大事，是白纸黑字写的材料。这些材料就值得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在接见财贸口革命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这次运动搞出了一大批叛徒，这是红卫兵的功勋。瞿秋白死前写了《多余的话》，是叛徒的自白书。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从戚本 禹同志的文章中得到的启发，年青人启发了我们这些老头子。最近又发现，在枪毙前，瞿秋白写给当局的一封求饶的信。他是个叛徒。这些是刘少奇、邓小平组织路 线的错误。安子文掌握了组织部二十多年，他们在表面上比我们还“左”，实际上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从此，我们对自首的叛徒就严格了。”
评价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 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 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 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 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 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 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评价
“贺龙要背靠背的斗，这是最高指示。过几天我和江青同志接见你们。体育界专业队太多，搞锦标主义、“物质刺激”。本来让总政管，现在管不过来。体育界暂时由戚本禹同志管，我和他讲一讲，我一定抽时间。”
评价
“叶剑英对罗瑞卿的跳楼作了一首诗：“将军一跳身名裂，故人回首成永诀”。完全站到罗瑞卿一边。对这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野心家，如此重视，但对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一点阶级感情。聂、徐、叶在这次会中不如下面的同志好。当主席讲话中，讲到哪个地区的问题时，哪个地区的同志就主动检讨，但讲到国 防科委、军事院校……时，刘贤权同志的报告被压以及赵永夫的问题时，他们一点表示也没有，态度很不好。”
“叶剑英的女儿冲军事科学院(王树声同志为保护档案)大字报也上街了，叶是知道的，他没有制止。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用绑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钟的时间，就把彭真、罗瑞卿抢走了，引起了以后的全国绑架，此事戚本禹和他们有联系。”
评价
“聂荣臻对科学院、国防科委发生镇压群众，给他指出，他不愉快，硬要把一派压垮。对“九·一六”的叶正光是不满的，支一派、压一派，使七机部长期武斗，文化大革命没有搞。”
“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闹独立王国;百团大战，他很积极;执行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也很积极;大量裁军，不按毛主席壮大自己力量的指示办，其恶果使晋察冀边区的革命力量直至解放时还没有恢复起来。”
“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反而不满。也保了陈毅、徐向前，都不满，竟说：“不要你们保”。好象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陈毅同志在一次欢迎外宾时，红卫兵也去了，他大骂红卫兵“你们来干什么!我的检查是逼出来的，是假的。”
“聂荣臻同志不但对9.13，9.10的问题处理得错误，他硬把赵尔陆同志逼死，还说赵尔陆是自杀的，经化验，服过安眠药，但不至死的程度。他们是 怎样保护老干部的?造成国防工办、工政和国防科委的对立。原来三家是一个食堂，所有权是科委的，由于聂荣臻的指导思想是独立王国，不给工办，工政的同志吃 饭，逼得工办、工政的同志临时在工棚里开了一个食堂。”
“66年11月13日-27日，两帅突出，四帅出去。(指接见)林付主席不同意，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最相信群众，对发动群众 起了很大作用。但他们背着林付主席还是接见了。直到在东郊体育场开始接见，林副主席才知道。在会上，他们把长春兽(医)大(学)的李基才大骂了一顿，叶、 陈、徐、聂都讲了话。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他们还把他搞出去，摆在第一位讲了话。”
评价
“邱会作同志被整后，当权派中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林付主席要他到香山找个地方休息，徐向前下令让他回去主持工作。徐向前说：“我 现在给你打电话，不是以军委文革名义，而是以军委付主席的身份命令你回去主持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邱会作同志只好服从。六点钟接到电话，八点钟就回去 了。第二天一早，就被捉去了，被打个半死，打得骨折了。后来，林付主席知道了，亲自去把邱会作同志接回来，他们保护什么老干部?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 部!”
“刘贤权同志被软禁后，一月八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报告他被看管起来了，电话也不通等情况，到二月二十六日(信)还被徐向前扣压着。当时徐向前是军委文革小组长，二十三日打死了三百多人，追查此事，才在徐向前那里查了出来。”
评价
“同志们，刚才林副主席宣布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所犯的极其严重的错误的事件，这不是偶然的。根据刚才林副主席已经作了具体的指示，那种错误是属于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错误，是属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两面派的错误，是属于反毛泽东思想，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具体的事实不再多作解释，这里头有一点，就是说他进行这些阴谋活动的时候，他是用封锁林副主席的极其卑鄙恶劣的手段，实际上也是同样的封锁了毛主席，封锁了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所以这种卑鄙的活动，使我们听到后(最近才知道)极其愤慨!”
“六七年5月16日“通知”正式发表后，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但根子还在以前。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513”砸展览馆演出，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萧华、杨成武插了手，完全演了反革命双簧。”
“你们看，刚才说过的，过去彭德怀、贺龙、罗瑞卿不是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地垮下去吗?现在杨成武跟着他们路子走，那还不是要垮下去吗!我相信跟着杨成 武、余立金、傅崇碧走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还有一些人是盲目的山头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只要一旦觉悟过来，那就和他们划清界线，承认错误，就会回到我们队伍 里来。”
评价
“工人阶级初步地起来了，领导夺走资派的权的斗争，但是不那么容易。因此，走资派的代表，在中央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震林为代表的就煽起了一个 “二月逆流”。因为当时除了工厂以外，连机关群众都起来要夺权。谭震林就布置假夺权。对中央进行反革命指责。首先把矛头对着中央文革，也就是对着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对着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就是对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谭震林就成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当然，同他 的思想的也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一些人，但这种思想以谭震林为代表。”
评价
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
评价
“文艺界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但周扬以及叛徒、特务掌握的文艺界盖子没有彻底揭开，我们现在抓住天津典型，不仅要在天津，象方纪、孙振、白桦、李 超、杨润身等，其他地方也有周扬的死党，必须号召广大文艺界革命派，擦亮眼睛，分清敌我，树立起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把这一小撮坏人揪出来。夺权，他们要夺 谁的权?他们要夺以毛主席为首和林副主席为副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
“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每个地方都有，为什么讲天津?因为天津有一个黑会、黑戏，它代表了全国的阶级斗争的，有它的典型性。去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就讲了三条：加强巩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加强个巩固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加强和巩固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讲话以后，在同一个时期，天津刘邓陶死党和周扬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就要挣扎。”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批判党内最大的刘邓陶，联系到文艺界的黑线周扬、夏衍，进行批判。不仅是天津，上海、北京也有，他们勾结在一起，我们必须要把他们批臭批倒，好不好?(众答：好。)使他们抬不起头来。正是因为这样，康老讲得很对，他们要进行反夺权，编成剧本，在天津演，在北京演，欺骗了一些人。”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zhongkang 来源：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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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力挺广西大屠杀头号刽子手(图)
【阿波罗新闻网 2013-11-04 讯】
近年来，美国一些主要大学的亚洲图书馆陆续收藏了一套《广西“文革”档案资料》(下简称为《档案》)。这套机密档案由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 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自一九八五年广西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工作结束开始，到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完成出版，历时四年。这套《档案》按地县和区直机关共 编印十八册，每册六百至八百页。它共分两大部分：第一册至第七册为“文革”大事件部分;第八册至第十八册为“文革”大事记部份。全套资料比较系统真实地记 载了广西“文革”中发生的大事件、党政和各群众组织的重大活动以及广西各级党委对“文革”遗留问题清查处理情况.
非正常死亡：近二十万人
众所周知，广西是文革的“重灾区”。当年两派武斗之惨烈、对黑五类“乱打乱杀风”之血腥，实居全国榜首之一。但对於整个文革中广西省的“非正常死亡 人数”，无数的官方正式出版物一直语焉不详。只有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广西省志》透露了一点：“大约是八万人”。然而，在这套《档案》中，几乎每一个县市和 地区的“大事件”的前言里都有非常具体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只要大约相加，便不难得出大约是十五到十六万的人死於非命。该套档案的第十八册《广西文革大 事记》里还指出：仅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中共的“七?三”佈告发佈以后，广西的军队、保守派的武装民兵等便以“镇压阶级敌人”为名，在“全区(省)共杀害和迫 害致死八万五千多人”。在《炎黄春秋》二○一二年十一期中，当年参加广西清查的公安部干部晏乐斌也写文章揭露了相近的数字：广西全省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 址的死亡人数有八点九七万人”，“另外，全区失踪二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三万多人。”──由此可见，中共的内部档案中的真相比公开出版物中的“历史”要 真实得太多。当然，民间调查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还要更高一些，有近二十万之多。
周恩来是始作俑者之一
文革的广西中出了一件奇事：那就是省委第一书记和广西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是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中唯一没有倒台的省委第一把手。广西群众组织在文革初期 分为反韦的“四二二派”(造反派)和保韦的“联指”派(保守派)，韦国清自然成了整个广西文革的焦点.广西大屠杀的源起便是韦在一九六八年重新出任广西省 革命委员会主任后，对反对他的造反派大肆报复，动用军队和重炮、机枪进行镇压。上面的档案里所引用的被杀害和迫害致死的八万五千人，就大多是“四二二派” 或同情“四二二派”的干部和群众(所谓的黑五类)。
但在该套《档案》里，我们还发现：其实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央决定免去韦国清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调任中南局任第二书记……任命乔 晓光为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但更令人吃惊的是：韦并没有去中南局(广州)上任，还是在广西当他的第一书记，竟然也一直当了下来!这种情况，如果没有 足够的理由和在中央没有人为韦讲话，是无法想像的。在广西的档案材料里，我们还没有发现毛泽东关於韦国清有具体的直接表态，但是周恩来却有过一系列的坚决 保韦的指示。例如，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韦国清在广西因为执行资反路线，当时已处於“靠边站”状态.但是周打电话给韦，指示：“广西地处援越抗美前线， 要实行全面军管，你站出来当军管主任，黄永胜搞广东，你搞广西”。韦国清大歎苦经说：“现在搞得不像个样子，‘站不出’来了。”周却说：“我们做工作。” 周还马上指示军区给韦国清拿一套军装穿，并要空七军派专机把韦国清送到广州。周的这一动作实在是异乎寻常：要知道韦国清当时已经是一个文职的省委书记，提 出让他来当“军管主任”在全国属史无前例。但周的这一指示当然把本来就和韦关系紧密的广西军区直接推向了韦的阵营.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周直接参与起草了 把广西“四二二派”在韦国清的武装镇压下被迫抢劫武器的错误打成“反革命事件”的所谓“七?三”佈告，并在七月二十四日接见广西两派时声色俱厉地指责造反 派和肉麻吹捧韦国清：“韦国清同志是中央委託的广西革筹小组负责人，他在援助越南人民抗法战争中有过贡献，今天越南人民还把他看成是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老战 友。你们贴出这张标语，对中央是什么态度?你这张标语是向谁宣战?是向中央‘七?三’佈告宣战。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面对越南人民的国际主义的 老战友，中央这样信任他，你们还这样搞!”
正是因为周恩来以及他所代表的“党中央”对韦国清这个广西大屠杀头号刽子手的力挺，才使韦无所顾忌地向反对他的干部群众祭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党员干部是杀人、吃人肉的先锋
这套《档案》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它彻底颠覆了中共解放军热爱人民的“雷锋神话”。《档案》里的史实表明，在广西各地区支左的军队干部，从军区司令 员到各公社武装部部长，绝大多数都策划直接指挥过大规模的杀人事件。用中共以往丑化“敌人”的套话来说，就是“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而且，对不同意见 干部群众，这些军代表们则动辄公开诬陷、杀戮、甚至淫人妻女，无恶不作。
例如，在省一级，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夥同韦国清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制造了一个莫须有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并把它诬陷为“四二二派”的 黑手，因此而大开杀戒。在地县级，军队支左人员更是血债纍纍.例如，在宾阳县县革委会主任、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王建勳的策划指挥下，该县乱打乱杀和逼死了 三千六百八十一人。灌阳县人武部政委原绍文公开支持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几天内就杀害了一百五十八人。他还给上级写报告把乱杀人罪行错误地说 成是什么“就地处决、先发制敌革命行动……”。一九六八年二月中旬，灵山县召开学习毛着积极分子代表暨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有一万零六十人参加。武装部政委 单英德主持开会、副部长锺沛洪作报告，军分区司令员鲁俊德作总结都公开倡导杀人，“会议期间，灵城公社勒死三人陈屍示众。与会人员纷纷去现场‘参观’。至 八月一日，全县斗打、乱杀、逼死共达三千二百二十人。全家遭杀绝的全县共五百二十九户。”
为了争夺革委会的领导权，许多支左军人还直接对地方干部进行陷害和谋杀。例如，据档案记载：“凌云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会主任王德堂阴谋策划，杀害 县委书记赵永禧等十一名干部、教师和学生。……王德堂在‘文革’期间，不仅主谋策划危害赵永禧和干部群众，而且利用职权，先后多次强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 斗的女学生共六人。如此罪大恶极的王德堂，曾被封为‘支左’的好干部。”在军人政权指挥的乱杀人当中，灌阳县一些领导干部、群众作了坚决抵制，但遭到支左 军人不同程度的迫害。如原县委副书记彭川，将杀人情况报告了广西军区，结果被关押五十多天，后又被人武部政委原绍文宣佈为现行“反革命”。
除了掌权军人的策划指挥以外，在广西文革的血雨腥风里直接动手和参与杀人的又是一些什么人呢?这套《档案》也会告诉你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主要是共 产党员!据文革后“处遗”(处理遗留问题──编注)核查组统计资料，广西全省有近五万共产党员是杀人凶手，其中“有二万零八百七十五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 九千九百五十六人是杀人后被吸收入党的。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达一万七千九百七十人。”在一九八四年后“处遗”工作中，全省共有两万五千名党员被开除党籍。
更令人震惊的真相还有：共产党员不仅是杀人凶手，还是广西文革中最大最臭名昭着的历史耻辱──吃人肉的先锋.整个广西文革中，有武宣、上思、灵山、 天等、贵县、横县、武鸣、隆安、都安、大新、浦北、崇左、容县、钦州等近二十个县发生过惨无人道挖人肝吃人肉的野蛮事件。例如，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中共武宣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撰了《武宣县“文革”大事件》(载《档案》第四册)，其中专门有关於该县文革中发生吃活人肉的记载.据这一机密档案透 露，文革中全县共有七十五人被挖肝吃肉。据查：参与吃人肉的有名有姓的工人农民、国家干部共有一百三十人。其中共产党员有九十一人(干部党员二十七人;工 人党员五人;农民党员五十九人)，非党干部十八人，非党工人二十一人。换句话说：百分之八十四的吃人者是中共的党员或干部!
灭绝人性的杀戮丧尽伦常的折磨
尽管广西的两派武斗也很激烈，但是《档案》却以令人信服的数据告诉读者：这不是非正常死亡的主要来源，因为全省直接死於武斗中的不过三、四千人而已。其余的十多万人都是死於以韦国清为代表的“红色政权”的政治迫 害和直接杀戮。广西文革中的杀人手法，也以其灭绝人性的程度使人毛骨悚然。据《档案》记载：共有敲死、溺死、枪死、捅死、砍死、拖死、活割、砸死、逼人上 吊、围捕杀害等数十种之多。政治迫害中的刑讯逼供的手段，也有“吊半边猪(手指和脚趾一只，绳紮、升空中半点吊)”，“点天灯(纸浸透煤油置头上，点火燃 烧)”，“煎乾虾(逼人到灰砂地，让烈日蒸晒，不准戴帽，不准饮茶水)”，“滚水淋发(受害者被捆紮后，滚水淋发)”，“空中飞人(绳紮拇指升天空，用人 前后左右推动，曰”飞人“)”和“血饵引蚂蝗(受害者被打遍体鳞伤之后，推下山塘让蚂蝗叮咬吸血)”等上百种之多。
然而，以韦国清为代表的“红色政权”对黑五类和反对派群众的迫害和杀戮，还大大超越了每一个作为人类一员的起码伦常底线。例如，凶手们强迫儿子当着 他们的面杀害父亲.《永福县“文革”大事记》就有这样的记载：一九六八年六月二日，“在乱打、乱杀成风的情况下，永福县堡里大队革委会召开的群众批斗大会 上，发生斗打死黄广荣后，又逼其子黄明新用菜刀将其父的头割下祭墓，然后又将黄明新打死的惨剧。”
广西文革中发生过成百上千例黑五类和“四二二派”的妻女被强奸的案件。其中不少都先是中共的党员干部“杀父奸女”、“杀夫奸妻”、“先奸后吃”，还 进一步劫财绝户。以下便是《档案》中的两个典型案例：“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武宣街墟日，约中午时分，武宣镇对河生产队李炳龙等人用铁线把黎明启、黎 中元、黎中傑的脚扣住(只能艰难的走动)，还用绳子捆颈绑手。……李炳龙等人片刻即被游斗者活活敲死。将屍体拖至黔江边，黄启焕等人剖腹取肝、割生殖器 后，弃屍於黔江。同日夜间李炳龙夥同韦炳文、左伯洪、韦志华轮奸黎明启之妻，并抄家洗劫财物一空。”“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 四批杀了二十四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全社被杀害一百八十人，凶手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政坚打死后对其未满十七岁女儿进行轮奸，然后打死，并剖腹取 肝，切乳房，割阴部。”
对这些受害者活下来的妻女们来说，惨无人道的精神折磨还没有结束。他们的亲人被杀后，她们常常被干部勒令“改嫁”，还要交付一大笔“改嫁费”。《浦 北县“文革”大事记》里就有这样的记载：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至十五日，“浦北县北通公社旱田大队革委主任策划杀害二十二人，杀人前，搜刮死者的家产，杀人 后，规定地、富寡妇及其女儿出嫁需经过‘双打’委员会批准(‘双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打击投机倒把)。张玉使、符冠英、何迁兰、卢秀珍等四人改嫁时被交 改嫁证费和两女出嫁费八百九十四元。旱田大队杀人前后共索取受害者钱物三千零六十六元四角一分。”更有甚者，“文革”中资源县革委会共收“看守费”、“关 押费”、“专政费”、“改嫁费”等罚款八万三千元，其中向死者家属徵收的达三万五千元。这些钱又全部被杀人凶手们大吃大喝花掉了……。
何为人间地狱?广西“文革”便是。看完这套《广西“文革”档案资料》，我们才会对毛泽东的文革把中国引向了一个民族大劫难有切肤之痛，才会决然唾弃今天中国的任何上下层毛派分子还要把文革作为人间天堂来继承、怀念的种种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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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周恩来做过自我批评吗？
【阿波罗新闻网 2013-11-01 讯】
“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苏联、波兰和匈牙利。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谈话时，根据毛泽东关于这次一定要捅穿一些问题的指示，周恩来
直截了当地向赫鲁晓夫等提出，在斯大林问题上，苏共领导人应当主动做自我批评，承担必要的责任，不能把问题都归结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在1月17日中国大
使馆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又当面逼问赫鲁晓夫：你们20年来同斯大林一起共事，难道对助长斯大林个人专断、思想僵化、狂妄自大等等错误的发展没有责任?如
果不怕杀头的话，你们至少也可以少做些助长斯大林错误发展的事情，多做些约束斯大林错误的事情嘛!为什么你们丝毫不做自我批评呢?”〔青石《马、恩、列、
斯——毛?——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百年潮》1999年第3期〕
周对赫鲁晓夫说的这些话，听起来不仅没什么毛病，而且颇有道理。“你们20年来同斯大林一起共事，难道对助长斯大林个人专断、思想僵化、狂妄自大等 等错误的发展没有责任?”这话问得好，如果周再问赫，你曾经口口声声称斯大林为父亲，对助长斯大林的狂妄自大难道没有责任?但周恩来不能这么问，这么问是 打人脸了。
然而，批评别人容易，自我批评难了。十年后，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又做的如何呢?他对毛泽东以及毛的老婆又做的如何呢?周对毛就差没叫爹了，以至林彪都嘲笑他像个大当差的。
其实，1957年周恩来当面逼问赫鲁晓夫时，自己又何尝不是在助长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思想僵化、狂妄自大?明明知道一些事情不是那麽回事，毛泽东一 说不，周立刻顺服。1957年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庐山会议反彭，四清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对毛的个人专断说过一个“不”吗?用周自己的话 来问周，“如果不怕杀头的话，你们至少也可以少做些助长毛泽东错误发展的事情，多做些约束毛泽东错误的事情嘛!为什么你们丝毫不做自我批评呢?”
是啊，为什么没这么做呢?怕杀头吗?周恩来称病不出，不为毛泽东俩口子鞍前马后会掉脑袋吗?他已经癌了称病不出没理由吗?那麽，周为什么还那麽热衷当大管家呢?是有人说的那样，周是在顾全大局吗?他不这样就保护不了大批老干部吗?
别再涂粉了!别睁眼说瞎话了。对周，邓颖超说的最直接：中央对了他就对了，中央错了他就错了。解放大批老干部，是林彪出事后毛的一个补救措施，毛不点头，周连自己的亲弟弟，干女儿，卫士长都救不了，他能保护谁?邓小平又被打倒他保得了吗?
文革，中国人疯狂的就像人民圣殿教的教徒，而这种整天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集体大疯狂，仅仅是四人帮及其党羽在助长吗?没周恩来的事儿吗?为什么至今“正史”一直在护着他?毛泽东不能丢，周恩来也不能丢。
前苏共二十大时，毛泽东曾说：“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这很危险。”
丢了列宁、斯大林就危险了吗?是危险，什么危险?布尔什维克政权危险了。大秦帝国没了秦始皇是危险，但对大汉则是好事;大汉没了刘邦是危险，但对贞观之治是好事。而今，俄罗斯人民水深火热了吗?
改革开放这么年了，开始什么摸石头过河，后来又什么深水区。什么是深水区?“祖宗之法不可变”，就是最大的深水区。
前苏联后来还是丢了斯大林，但也没什么。还原真实的周恩来，对这个国家和人民亦不会有什么坏处。
国家都让人糟蹋那样了，临死前，依旧只大喊“我不是投降派”的人，有什么理由不让人批评?
周对赫鲁晓夫说的这些话，听起来不仅没什么毛病，而且颇有道理。“你们20年来同斯大林一起共事，难道对助长斯大林个人专断、思想僵化、狂妄自大等 等错误的发展没有责任?”这话问得好，如果周再问赫，你曾经口口声声称斯大林为父亲，对助长斯大林的狂妄自大难道没有责任?但周恩来不能这么问，这么问是 打人脸了。
然而，批评别人容易，自我批评难了。十年后，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又做的如何呢?他对毛泽东以及毛的老婆又做的如何呢?周对毛就差没叫爹了，以至林彪都嘲笑他像个大当差的。
其实，1957年周恩来当面逼问赫鲁晓夫时，自己又何尝不是在助长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思想僵化、狂妄自大?明明知道一些事情不是那麽回事，毛泽东一 说不，周立刻顺服。1957年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庐山会议反彭，四清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对毛的个人专断说过一个“不”吗?用周自己的话 来问周，“如果不怕杀头的话，你们至少也可以少做些助长毛泽东错误发展的事情，多做些约束毛泽东错误的事情嘛!为什么你们丝毫不做自我批评呢?”
是啊，为什么没这么做呢?怕杀头吗?周恩来称病不出，不为毛泽东俩口子鞍前马后会掉脑袋吗?他已经癌了称病不出没理由吗?那麽，周为什么还那麽热衷当大管家呢?是有人说的那样，周是在顾全大局吗?他不这样就保护不了大批老干部吗?
别再涂粉了!别睁眼说瞎话了。对周，邓颖超说的最直接：中央对了他就对了，中央错了他就错了。解放大批老干部，是林彪出事后毛的一个补救措施，毛不点头，周连自己的亲弟弟，干女儿，卫士长都救不了，他能保护谁?邓小平又被打倒他保得了吗?
文革，中国人疯狂的就像人民圣殿教的教徒，而这种整天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集体大疯狂，仅仅是四人帮及其党羽在助长吗?没周恩来的事儿吗?为什么至今“正史”一直在护着他?毛泽东不能丢，周恩来也不能丢。
前苏共二十大时，毛泽东曾说：“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这很危险。”
丢了列宁、斯大林就危险了吗?是危险，什么危险?布尔什维克政权危险了。大秦帝国没了秦始皇是危险，但对大汉则是好事;大汉没了刘邦是危险，但对贞观之治是好事。而今，俄罗斯人民水深火热了吗?
改革开放这么年了，开始什么摸石头过河，后来又什么深水区。什么是深水区?“祖宗之法不可变”，就是最大的深水区。
前苏联后来还是丢了斯大林，但也没什么。还原真实的周恩来，对这个国家和人民亦不会有什么坏处。
国家都让人糟蹋那样了，临死前，依旧只大喊“我不是投降派”的人，有什么理由不让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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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雨腥风真相 党员干部是杀人吃人肉先锋 先奸后吃 图
——宋永毅：血雨腥风中的广西文革真相――读十八册《广西“文革”档案资料》
近年来，美国一些主要大学的亚洲图书馆陆续收藏了一套《广西“文革”档案资料》(下简称为《档案》)。这套机密档案由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
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自1985年广西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工作结束开始，到1988年12月完成出版，历时4年。这套《档案》按地县和区直机关共
编印十八册，每册600-800页。它共分两大部分：第一册至第七册为“文革”大事件部分;第八册至第十八册为“文革”大事记部份。全套资料比较系统真实
地记载了广西“文革”中发生的大事件、党政和各群众组织的重大活动以及广西各级党委对“文革”遗留问题清查处理情况。
“非正常死亡”：近二十万人
众所周知，广西是文革的“重灾区”。当年两派武斗之惨厉、对黑五类“乱打乱杀风”之血腥，实居全国榜首之一。但对于整个文革中广西省的“非正常死亡 人数”，无数的官方正式出版物一直语焉不详。只有1998年出版的《广西省志》透露了一点：“大约是八万人”。然而，在这套《档案》中，几乎每一个县市和 地区的“大事件”的前言里都有非常具体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只要大约相加，便不难得出大约是十五到十六万的人死于非命。该套档案的第十八册〈广西文革大 事记〉里还指出：仅在1968年7月中共的“七・三”布告发布以后，广西的军队、保守派的武装民兵等便以“镇压阶级敌人”为名，在“全区(省)共杀害和迫 害致死八万五千多人”。在《炎黄春秋》2012年11期中，当年参加广西清查的公安部干部晏乐斌也写文章揭露了相近的数字：广西全省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 址的死亡人数有8.97万人”，“另外，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由此可见，中共的内部档案中的真相比公开出版物中的“历史”要 真实得太多。当然，民间调查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还要更高一些，有近二十万之多。
广西问题周恩来是始作俑者之一
文革的广西中出了一件奇事：那就是省委第一书记和广西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是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中唯一没有倒台的省委第一把手。广西群众组织在文革初期 分为反韦的4.22派(造反派)和保韦的“联指”派(保守派)，韦国清自然成了整个广西文革的焦点。广西的大屠杀的源起便是他在1968年重新出任广西省 革命委员会主任后，对反对他的造反派大肆报复，动用军队和重炮、机枪进行镇压。上面的档案里所引用的被杀害和迫害致死的八万五千人，就大多是422派或同 情422派的干部和群众(所谓的黑五类)。
但在该套《档案》里，我们还发现：其实早在1966年8月24日，“中央决定免去韦国清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调任中南局任第二书记……任命乔晓 光为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但更令人吃惊的是：韦并没有去中南局(广州)上任，还是在广西当他的第一书记，竟然也一直当了下来!这种情况，如果没有足 够的理由和在中央没有人为韦讲话，是无法想象的。在广西的档案材料里，我们还没有发现毛泽东关于韦国清有具体的直接表态，但是周恩来却有过一系列的坚决保 韦的指示。例如，1967年3月13日，韦国清在广西因为执行资反路线，当时已处于“靠边站”状态。但是周打电话给韦，指示：“广西地处援越抗美前线，要 实行全面军管，你站出来当军管主任，黄永胜搞广东，你搞广西”。韦国清大叹苦经说：“现在搞得不像个样子，‘站不出’来了。”周却说说：“我们做工作。” 周还马上指示军区给韦国清拿一套军装穿，并要空七军派专机把韦国清送到广州。周的这一动作实在是异乎寻常：要知道韦国清当时已经是一个文职的省委书记，提 出让他来当“军管主任”在全国属史无前例。但周的这一指示当然把本来就和韦关系紧密的广西军区直接推向了韦的阵营。1968年7月3日，周直接参与起草了 把广西422派在韦国清的武装镇压下被迫抢劫武器的错误打成“反革命事件”的所谓“七・三”布告，并在7月24日接见广西两派时声色俱厉地指责造反派和肉 麻吹捧韦国清：“韦国清同志是中央委托的广西革筹小组负责人，他在援助越南人民抗法战争中有过贡献，今天越南人民还把他看成是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老战友。你 们贴出这张标语，对中央是什么态度?你这张标语是向谁宣战?是向中央‘七・三’布告宣战。你想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面对越南人民的国际主义的老战 友，中央这样信任他，你们还这样搞!”
正是因为周恩来以及他所代表的“党中央”对韦国清这个广西大屠杀头号刽子手的坚挺，才使韦无所顾忌地向反对他干部群众祭起了血淋林的屠刀。
党员干部是杀人、吃人肉的先锋
对不同意见干部群众，这些军代表们则动辄公开诬陷、杀戮、甚至淫人妻女，无恶不作。
这套《档案》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它彻底颠覆了中共解放军的热爱人民的“雷锋神话”。《档案》里的史实表明，在广西各地区支左的军队干部，从军区司 令员到各公社武装部部长，绝大多数都策划直接指挥过大规模的杀人事件。用中共以往丑化“敌人”的套话来说，就是“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而且，
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伙同韦国清在1968年6月制造了一个莫须有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并把它诬陷为422派的黑手，因此而大开杀戒。
例如，在省一级，在地县级，军队支左人员更是血债累累。例如，在宾阳县县革委会主任、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的策划指挥下，该县乱打乱杀和逼死了 3681人。灌阳县人武部政委原绍文公开支持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几天内就杀害了158人。他还给上级写报告把乱杀人罪行错误地说成是什么 “就地处决、先发制敌革命行动……”。1968年2月中旬，灵山县召开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暨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有一万零六十人参加。武装部政委单英德主 持开会、副部长钟沛洪作报告，军分区司令员鲁俊德作总结都公开倡导杀人，“会议期间，灵城公社勒死三人陈尸示众。与会人员纷纷去现场“参观”。至八月一 日，全县斗打、乱杀、逼死共达三千二百二十人。全家遭杀绝的全县共五百二十九户。”
为了争夺革委会的领导权，许多支左军人还直接对地方干部进行陷害和谋杀。例如，据档案记载：“凌云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会主任王德堂阴谋策划，杀害 县委书记赵永禧等十一名干部、教师和学生。…王德堂在‘文革’期间，不仅主谋策划危害赵永禧和干部群众，而且利用职权，先后多次强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斗 的女学生共六人。如此罪大恶极的王德堂，曾被封为‘支左’的好干部。”在军人政权指挥的在乱杀人中，灌阳县一些领导干部、群众作了坚决抵制，但遭到支左军 人不同程度的迫害。如原县委副书记彭川，将杀人情况报告了广西军区，结果被关押五十多天，后又被人武部政委原绍文宣布为现行“反革命”。
除了掌权军人的策划指挥以外，在广西文革的血雨腥风里直接动手和参与杀人的又是一些什么人?这套《档案》也会告诉你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主要是共产 党员!据文革后“处遗”(处理遗留问题——编注)核查组统计资料，广西全省有近五万共产党员是杀人凶手，其中“有二万零八百七十五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九 千九百五十六人是杀人后被吸收入党的。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达一万七千九百七十人。”在1984年后“处遗”工作中，全省共有两万五千名党员被开除党籍。
更令人震惊的真相还有：共产党员不仅是杀人凶手，还是广西文革中最大最臭名昭著的历史耻辱——吃人肉的先锋。整个广西文革中，有武宣、上思、灵山、 天等、贵县、横县、武鸣、隆安、都安、大新、浦北、崇左、容县、钦州等近20个县发生过惨无人道挖人肝吃人肉的野蛮事件。例如，1987年5月28日，中 共武宣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撰了〈武宣县“文革”大事件〉(载《档案》第四册)，其中专门有关于该县文革中发生吃活人肉的记载。据这一机密档案透露， 文革中全县共有75人被挖肝吃肉。据查：参与吃人肉的有名有姓的工人农民、国家干部共有130人。其中共产党员有91人(党员干部27人;党员工人5人; 党员农民59人)，非党干部18人，非党工人21人。换句话说：84%的吃人者是中共的党员或干部!
灭绝人性的杀戮丧尽伦常的折磨
尽管广西的两派武斗也很激烈，但是《档案》却以令人信服的数据告诉读者：这不是非正常死亡的主要来源，因为全省直接死于武斗中的不过三、四千人而已。其余的十多万人都是死于以韦国清为代表的“红色政权”的政治迫 害和直接杀戮。广西文革中的杀人手法，也以其灭绝人性的程度使人毛骨悚然。据《档案》记载：共有敲死、溺死、枪死、捅死、砍死、拖死、活割、砸死、逼人上 吊、围捕杀害等数十种之多。政治迫害中的刑讯逼供的手段，也有“吊半边猪(手指和脚趾一只，绳扎、升空中半点吊)”，“点天灯(纸浸透煤油置头上，点火燃 烧)”，“煎干虾(逼人到灰砂地，让烈日蒸晒，不准戴帽，不准饮茶水)”，“滚水淋发(受害者被捆扎后，滚水淋发)”，“空中飞人(绳扎拇指升天空，用人 前后左右推动，曰“飞人”)”和“血饵引蚂蝗(受害者被打遍体鳞伤之后，推下山塘让蚂蝗叮咬吸血)”等上百种之多。
凶手们强迫儿子当着他们的面杀害父亲。
然而，以韦国清为代表的“红色政权”对黑五类和反对派群众的迫害和杀戮，还大大超越了每一个人作为人类一员的起码伦常底线。例如，〈永福县“文革” 大事记〉就有这样的记载：1968年6月2日，“在乱打、乱杀成风的情况下，永福县堡里大队革委会召开的群众批斗大会上，发生斗打死黄广荣后，又逼其子黄 明新用菜刀将其父的头割下祭墓，然后又将黄明新打死的惨剧。”
成百上千例黑五类和422派的妻女被强奸的案件。其中不少都先是中共的党员干部“杀父奸女”、“杀夫奸妻”、“先奸后吃”
广西文革中发生过，还进一步劫财绝户。以下便是《档案》中的两个典型案例：“1968年6月23日，武宣街圩日，约中午时分，武宣镇对河生产队李炳 龙等人用铁线把黎明启、黎中元、黎中杰的脚扣住(只能艰难的走动)，还用绳子捆颈绑手。……李炳龙等人片刻即将被游斗者活活敲死。将尸体拖至黔江边，黄启 焕等人剖腹取肝，割生殖器后，弃尸于黔江。同日夜间李炳龙伙同韦炳文，左伯洪、韦志华轮奸黎明启之妻，并抄家洗劫财物一空。”“1968年4月25日。浦 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二十四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全社被杀害一百八十人，凶手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政坚打死后对其未满十七岁女儿进行轮 奸，然后打死，并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阴部。”
对这些受害者活下来的妻女们来说，惨无人道的精神折磨还没有结束。他们的亲人被杀后，他们常常被干部勒令“改嫁”，还要交付一大笔“改嫁费”。
〈浦北县“文革”大事记〉里就有这样的记载：1968年4月13-1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旱田大队革委主任策划杀害二十二人，杀人前，搜刮死者的 家产，杀人后，规定地、富寡妇及其女儿出嫁需经过‘双打’委员会批准(‘双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打击投机倒把)。张玉使、符冠英、何迁兰、卢秀珍等四人 改嫁时被交改嫁证费和两女出嫁费八百九十四元。旱田大队杀人前后共索取受害者钱物三千零六十六元四角一分。”更有甚者，“文革”中资源县革委会共收“看守 费”、“关押费”、“专政费”、“改嫁费”等罚款八万三千元，其中向死者家属征收的达三万五千元。这些钱又全部被杀人凶手们大吃大喝掉了……
何为人间地狱?广西“文革”便是。看完这套《广西“文革”档案资料》，我们才会对毛泽东的文革曾把中国引向了一个怎样的民族大劫难的有切肤之痛，才会决然唾弃今天中国的任何上下层毛派分子还要把文革作为人间天堂来继承、怀念的种种意图。
【阿波罗新闻网 2013-11-01 讯】
在广西文革的血雨腥风里直接动手和参与杀人的主要是共产党员！“非正常死亡”：近二十万人
全省有近五万共产党员是杀人凶手，其中二万零八百七十五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九千九百五十六人是杀人后被吸收入党的。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达一万七千九百七
十人。广西文革中最大最臭名昭著的历史耻辱——吃人肉——84%的吃人者是中共的党员或干部！发生过成百上千例黑五类和422派的妻女被强奸的案件。其中
不少都先是 中共的党员干部“杀父奸女”、“杀夫奸妻”、“先奸后吃” 周恩来是始作俑者之一
 图：周恩来与韦国清1960年代在广西 在广西文革的血雨腥风里直接动手和参与杀人的主要是共产党员！全省有近五万共 产党员是杀人凶手，其中二万零八百七十五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九千九百五十六人是杀人后被吸收入党的。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达一万七千九百七十人。广西文革 中最大最臭名昭著的历史耻辱——吃人肉——84%的吃人者是中共的党员或干部！ |
“非正常死亡”：近二十万人
众所周知，广西是文革的“重灾区”。当年两派武斗之惨厉、对黑五类“乱打乱杀风”之血腥，实居全国榜首之一。但对于整个文革中广西省的“非正常死亡 人数”，无数的官方正式出版物一直语焉不详。只有1998年出版的《广西省志》透露了一点：“大约是八万人”。然而，在这套《档案》中，几乎每一个县市和 地区的“大事件”的前言里都有非常具体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只要大约相加，便不难得出大约是十五到十六万的人死于非命。该套档案的第十八册〈广西文革大 事记〉里还指出：仅在1968年7月中共的“七・三”布告发布以后，广西的军队、保守派的武装民兵等便以“镇压阶级敌人”为名，在“全区(省)共杀害和迫 害致死八万五千多人”。在《炎黄春秋》2012年11期中，当年参加广西清查的公安部干部晏乐斌也写文章揭露了相近的数字：广西全省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 址的死亡人数有8.97万人”，“另外，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由此可见，中共的内部档案中的真相比公开出版物中的“历史”要 真实得太多。当然，民间调查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还要更高一些，有近二十万之多。
广西问题周恩来是始作俑者之一
文革的广西中出了一件奇事：那就是省委第一书记和广西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是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中唯一没有倒台的省委第一把手。广西群众组织在文革初期 分为反韦的4.22派(造反派)和保韦的“联指”派(保守派)，韦国清自然成了整个广西文革的焦点。广西的大屠杀的源起便是他在1968年重新出任广西省 革命委员会主任后，对反对他的造反派大肆报复，动用军队和重炮、机枪进行镇压。上面的档案里所引用的被杀害和迫害致死的八万五千人，就大多是422派或同 情422派的干部和群众(所谓的黑五类)。
但在该套《档案》里，我们还发现：其实早在1966年8月24日，“中央决定免去韦国清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调任中南局任第二书记……任命乔晓 光为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但更令人吃惊的是：韦并没有去中南局(广州)上任，还是在广西当他的第一书记，竟然也一直当了下来!这种情况，如果没有足 够的理由和在中央没有人为韦讲话，是无法想象的。在广西的档案材料里，我们还没有发现毛泽东关于韦国清有具体的直接表态，但是周恩来却有过一系列的坚决保 韦的指示。例如，1967年3月13日，韦国清在广西因为执行资反路线，当时已处于“靠边站”状态。但是周打电话给韦，指示：“广西地处援越抗美前线，要 实行全面军管，你站出来当军管主任，黄永胜搞广东，你搞广西”。韦国清大叹苦经说：“现在搞得不像个样子，‘站不出’来了。”周却说说：“我们做工作。” 周还马上指示军区给韦国清拿一套军装穿，并要空七军派专机把韦国清送到广州。周的这一动作实在是异乎寻常：要知道韦国清当时已经是一个文职的省委书记，提 出让他来当“军管主任”在全国属史无前例。但周的这一指示当然把本来就和韦关系紧密的广西军区直接推向了韦的阵营。1968年7月3日，周直接参与起草了 把广西422派在韦国清的武装镇压下被迫抢劫武器的错误打成“反革命事件”的所谓“七・三”布告，并在7月24日接见广西两派时声色俱厉地指责造反派和肉 麻吹捧韦国清：“韦国清同志是中央委托的广西革筹小组负责人，他在援助越南人民抗法战争中有过贡献，今天越南人民还把他看成是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老战友。你 们贴出这张标语，对中央是什么态度?你这张标语是向谁宣战?是向中央‘七・三’布告宣战。你想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面对越南人民的国际主义的老战 友，中央这样信任他，你们还这样搞!”
正是因为周恩来以及他所代表的“党中央”对韦国清这个广西大屠杀头号刽子手的坚挺，才使韦无所顾忌地向反对他干部群众祭起了血淋林的屠刀。
党员干部是杀人、吃人肉的先锋
对不同意见干部群众，这些军代表们则动辄公开诬陷、杀戮、甚至淫人妻女，无恶不作。
这套《档案》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它彻底颠覆了中共解放军的热爱人民的“雷锋神话”。《档案》里的史实表明，在广西各地区支左的军队干部，从军区司 令员到各公社武装部部长，绝大多数都策划直接指挥过大规模的杀人事件。用中共以往丑化“敌人”的套话来说，就是“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而且，
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伙同韦国清在1968年6月制造了一个莫须有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并把它诬陷为422派的黑手，因此而大开杀戒。
例如，在省一级，在地县级，军队支左人员更是血债累累。例如，在宾阳县县革委会主任、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的策划指挥下，该县乱打乱杀和逼死了 3681人。灌阳县人武部政委原绍文公开支持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几天内就杀害了158人。他还给上级写报告把乱杀人罪行错误地说成是什么 “就地处决、先发制敌革命行动……”。1968年2月中旬，灵山县召开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暨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有一万零六十人参加。武装部政委单英德主 持开会、副部长钟沛洪作报告，军分区司令员鲁俊德作总结都公开倡导杀人，“会议期间，灵城公社勒死三人陈尸示众。与会人员纷纷去现场“参观”。至八月一 日，全县斗打、乱杀、逼死共达三千二百二十人。全家遭杀绝的全县共五百二十九户。”
为了争夺革委会的领导权，许多支左军人还直接对地方干部进行陷害和谋杀。例如，据档案记载：“凌云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会主任王德堂阴谋策划，杀害 县委书记赵永禧等十一名干部、教师和学生。…王德堂在‘文革’期间，不仅主谋策划危害赵永禧和干部群众，而且利用职权，先后多次强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斗 的女学生共六人。如此罪大恶极的王德堂，曾被封为‘支左’的好干部。”在军人政权指挥的在乱杀人中，灌阳县一些领导干部、群众作了坚决抵制，但遭到支左军 人不同程度的迫害。如原县委副书记彭川，将杀人情况报告了广西军区，结果被关押五十多天，后又被人武部政委原绍文宣布为现行“反革命”。
除了掌权军人的策划指挥以外，在广西文革的血雨腥风里直接动手和参与杀人的又是一些什么人?这套《档案》也会告诉你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主要是共产 党员!据文革后“处遗”(处理遗留问题——编注)核查组统计资料，广西全省有近五万共产党员是杀人凶手，其中“有二万零八百七十五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九 千九百五十六人是杀人后被吸收入党的。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达一万七千九百七十人。”在1984年后“处遗”工作中，全省共有两万五千名党员被开除党籍。
更令人震惊的真相还有：共产党员不仅是杀人凶手，还是广西文革中最大最臭名昭著的历史耻辱——吃人肉的先锋。整个广西文革中，有武宣、上思、灵山、 天等、贵县、横县、武鸣、隆安、都安、大新、浦北、崇左、容县、钦州等近20个县发生过惨无人道挖人肝吃人肉的野蛮事件。例如，1987年5月28日，中 共武宣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撰了〈武宣县“文革”大事件〉(载《档案》第四册)，其中专门有关于该县文革中发生吃活人肉的记载。据这一机密档案透露， 文革中全县共有75人被挖肝吃肉。据查：参与吃人肉的有名有姓的工人农民、国家干部共有130人。其中共产党员有91人(党员干部27人;党员工人5人; 党员农民59人)，非党干部18人，非党工人21人。换句话说：84%的吃人者是中共的党员或干部!
灭绝人性的杀戮丧尽伦常的折磨
尽管广西的两派武斗也很激烈，但是《档案》却以令人信服的数据告诉读者：这不是非正常死亡的主要来源，因为全省直接死于武斗中的不过三、四千人而已。其余的十多万人都是死于以韦国清为代表的“红色政权”的政治迫 害和直接杀戮。广西文革中的杀人手法，也以其灭绝人性的程度使人毛骨悚然。据《档案》记载：共有敲死、溺死、枪死、捅死、砍死、拖死、活割、砸死、逼人上 吊、围捕杀害等数十种之多。政治迫害中的刑讯逼供的手段，也有“吊半边猪(手指和脚趾一只，绳扎、升空中半点吊)”，“点天灯(纸浸透煤油置头上，点火燃 烧)”，“煎干虾(逼人到灰砂地，让烈日蒸晒，不准戴帽，不准饮茶水)”，“滚水淋发(受害者被捆扎后，滚水淋发)”，“空中飞人(绳扎拇指升天空，用人 前后左右推动，曰“飞人”)”和“血饵引蚂蝗(受害者被打遍体鳞伤之后，推下山塘让蚂蝗叮咬吸血)”等上百种之多。
凶手们强迫儿子当着他们的面杀害父亲。
然而，以韦国清为代表的“红色政权”对黑五类和反对派群众的迫害和杀戮，还大大超越了每一个人作为人类一员的起码伦常底线。例如，〈永福县“文革” 大事记〉就有这样的记载：1968年6月2日，“在乱打、乱杀成风的情况下，永福县堡里大队革委会召开的群众批斗大会上，发生斗打死黄广荣后，又逼其子黄 明新用菜刀将其父的头割下祭墓，然后又将黄明新打死的惨剧。”
成百上千例黑五类和422派的妻女被强奸的案件。其中不少都先是中共的党员干部“杀父奸女”、“杀夫奸妻”、“先奸后吃”
广西文革中发生过，还进一步劫财绝户。以下便是《档案》中的两个典型案例：“1968年6月23日，武宣街圩日，约中午时分，武宣镇对河生产队李炳 龙等人用铁线把黎明启、黎中元、黎中杰的脚扣住(只能艰难的走动)，还用绳子捆颈绑手。……李炳龙等人片刻即将被游斗者活活敲死。将尸体拖至黔江边，黄启 焕等人剖腹取肝，割生殖器后，弃尸于黔江。同日夜间李炳龙伙同韦炳文，左伯洪、韦志华轮奸黎明启之妻，并抄家洗劫财物一空。”“1968年4月25日。浦 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二十四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全社被杀害一百八十人，凶手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政坚打死后对其未满十七岁女儿进行轮 奸，然后打死，并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阴部。”
对这些受害者活下来的妻女们来说，惨无人道的精神折磨还没有结束。他们的亲人被杀后，他们常常被干部勒令“改嫁”，还要交付一大笔“改嫁费”。
〈浦北县“文革”大事记〉里就有这样的记载：1968年4月13-1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旱田大队革委主任策划杀害二十二人，杀人前，搜刮死者的 家产，杀人后，规定地、富寡妇及其女儿出嫁需经过‘双打’委员会批准(‘双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打击投机倒把)。张玉使、符冠英、何迁兰、卢秀珍等四人 改嫁时被交改嫁证费和两女出嫁费八百九十四元。旱田大队杀人前后共索取受害者钱物三千零六十六元四角一分。”更有甚者，“文革”中资源县革委会共收“看守 费”、“关押费”、“专政费”、“改嫁费”等罚款八万三千元，其中向死者家属征收的达三万五千元。这些钱又全部被杀人凶手们大吃大喝掉了……
何为人间地狱?广西“文革”便是。看完这套《广西“文革”档案资料》，我们才会对毛泽东的文革曾把中国引向了一个怎样的民族大劫难的有切肤之痛，才会决然唾弃今天中国的任何上下层毛派分子还要把文革作为人间天堂来继承、怀念的种种意图。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zhongkang 来源：《动向》2013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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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批朱德是中央常委里的“定时炸弹”(图)
【阿波罗新闻网 2013-10-28 讯】
解说:1969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副主席、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河南开封的一间陋室里孤独、凄惨地死去，死得无声无息。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火化单上的名字写的是“刘卫黄”，职业一栏写着“无业”。
就在一年前的196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将这位中国共产党第二号领导人、毛 泽东亲自选定的第一位接班人“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份报告不仅宣布了当时被称为“党内头号走资派”的刘少奇“政治生命”的死亡，而且 为当时对刘少奇的人身迫害提供了合理合法的依据。在这次会议上宣读这份报告的，就是报告的起草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总理周恩来。
李肃：文革的时候，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周恩来是个什么态度?
高文谦(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开始，毛并没想把刘少奇像在“九大”的时候那样给搞死。一开始只是想把他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拿下来，从第二号人物拿到第八号人物。周那时候还都是要保刘的，因为毛那时候也讲，刘、邓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解说：1966年8月1日到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位下滑到第八位。不过，刘少奇 还保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家主席的职位。毛泽东尽管在8月5日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但是他此后也曾经制止贴刘少 奇的大字报。毛泽东在1966年八次接见红卫兵，刘少奇都参加了。11月3日那次接见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还特别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 活情况。
在这期间，周恩来的确有保护刘少奇的言行。例如，周恩来在1967年初曾经告诫造反派说：“不要揪人，……刘少奇、邓小平也不能揪。……刘、邓、陶(铸)是中央常委，我还得保。”
但是，毛泽东听说刘少奇并不服气，听说刘少奇还和一些省市负责人商讨对付中央文革的办法，并且有意要和毛对抗，改组政治局。终于，毛泽东下定了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周恩来称刘少奇为“刘贼”，落井投石
高文谦：毛就开始在历史问题上来做刘案。一旦定成历史问题，定成一个叛徒的话，那就是敌我矛盾了。只有这样，才能对党内外有一个交待，证明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确的和非常及时的。
随着毛下决心要抛弃刘的时候，周的态度那就变了。周当时是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的主任。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是在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打倒“彭罗陆杨”的时候成立起来的，专门审查他们四个人。
解说：“彭罗陆杨”指的是当时被打倒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长陆定一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这个中央专案审查 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央专案组，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在毛泽东的直接控制之下，专门负责高级官员的案件处理，权力巨大，最鼎盛时期的工作人员达数 千人。该机构于文革结束以后的1979年解散。周恩来生前一直担任中央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并且兼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
李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高文谦：最后把刘案给搞出来，直接是在江青的指导下，但是周参与，而且周是在江青的上面。江青把材料搞出来之后，要到周那里去，周最后也就认可。
解说：中共党史专家司马清扬在《周恩来与林彪》一书中写道：刘少奇专案组成立之后，所有关于刘少奇的罪证材料能否上报都是由刘少奇专案组组长周恩来决定的。没有周恩来的同意这些材料根本上报不了。
司马清扬还引述文革史专家王年一的话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和物证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对毛要打倒的人，周恩来总是可以递上让毛满意的材料。
1968年9月25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和林彪提交了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
高文谦：我看的档案材料，刘案的审查报告，上送给中央的报告，是周恩来亲自起草的。用周、陈伯达、康生、江青四个人联名向毛、林报告。周在这个里面称，亲笔写的“刘贼”，给刘那时戴了五顶帽子。
解说：周恩来在刘少奇的“罪证材料”上做了一大篇批示。他写道：“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样才能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
据中共党史专家司马清扬在《周恩来与林彪》一书中透露：“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说：大约在1983年至1984年 间，中组部奉命销毁一大批档案材料。在销毁之前，中组部部长陈野苹让我看了一个原属于刘少奇专案组的绝密件。这个绝密件中有两份原稿，都写的是给刘少奇定 罪的结论，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拟的，一份是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那份结论计有四条，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比较起来，周恩来给刘少奇定的 罪名，要重于江青给刘少奇定的罪名。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决议，基本上就是按周恩来所亲笔拟出的那个结论来定调子的。”
李肃：作为中央专案委员会主任这个角色，对于刘少奇的这个案子，他最后下的批示，他起草的这个东西，有没有落井投石之嫌?
高文谦：刘本身已经落难了，从毛的接班人已经成了阶下囚了，你还要用伪证，在政治上宣判刘少奇的死刑。这本身就是一种落井下石。
如果说周恩来在文革中很多污点的话，他审理“刘案”，最后代表中央做“刘案”的审查报告，而且亲笔写的那些话，这是他最大的一个污点。
李肃：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对周恩来怎么看?
高文谦：王光美刚从秦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她对外界的很多情况不了解，因此她的儿女们，刘源啊，刘平平啊写过一篇纪念他父亲的文章。最后在这篇文章 里，王光美说：“总理，你真好。”这是在前半期，王光美不了解情况的时候。后半段，王光美出来之后，了解很多情况之后，对周，我听说，意见就很大。90年 代，国内有一部周恩来的电影，讲周恩来在文革，是王铁成主演的。王光美全家拒绝观看。
周恩来推荐林彪当副统帅，感到“很大幸福”
解说：周恩来到底为什么没有对落难的刘少奇施以援手，反而落井下石，其真实原因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刘少奇之死发生在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年，成为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被打倒后，林彪成为中共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
李肃：周恩来一直是在林彪之上，在党内的地位，在军中的地位也是如此。到了文革中间以后呢，林彪跃升为毛的接班人，成了第二号人物，周成了他的下面了。那时候叫林副统帅。周是怎么接受林彪作为自己的上司的?
高文谦：周这个人的组织纪律观念非常强。党一旦定了什么样的事情之后，他也会去照办，作出什么决定，他会去服从。所以在文革中林一确定地位后，他十分注意处理好跟他的关系。
解说：1966年，在中共决定开展文革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拟定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把林彪列在第二位。当时包括林彪在内，中共有五位 副主席。为了突出林彪的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周恩来主动提出不再提及自己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头衔，从而也避免提及其他几位副主席的头衔，使林彪成为唯一的副 主席。为此，周恩来曾经在文革初期多次公开自豪地提及这件事，说林彪“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
1969年4月，中共召开“九大”，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当时毛泽东有意让周恩来也担任副主席，周恩来一口谢绝，为的是突出 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周恩来在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说：“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 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他还修改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合，建立“朱毛红军”的历史，把中共南昌暴动中只是一个连长的林彪说成是率领部队和毛泽东会师的领导人。他说：“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岗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高文谦：周在写报告的时候，都是毛、林并列。每天晚上写到半夜三更，而且多少年这么写下来之后，从66年一直写到71年。
林彪事件之后还有个小插曲。林彪已经摔飞了，周一晚上没睡觉，还是给毛、林写报告，报告里面写的是毛，信封上写的“毛主席，林副主席”。笔误，吓得一身冷汗。然后专门把他的小秘书纪东给叫过来，说：“你看看，我犯了这么个错误，你以后要替我来把关啊。”
实际上信根本就没有送出去，但是你从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来，他已经都习惯了。
解说：文革史专家宋永毅说，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好过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林彪当年的“四大金刚”之一、前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儿子 程光曾经回忆说，林彪一再关照他下面的“四大金刚”和叶群，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和周恩来合作。这是他特地关照多次的，说周恩来就代表我。
高文谦：林彪是中共打下红色江山头号的功臣，但是建国以后就闭门养病了。周利用总理之便，经常去看望，关照，问候。周去看林彪时，林彪每次都把周送到大门口，也是表示对周的尊重吧。
林彪事件之后，从毛家湾抄出不少周和林彪之间的信件和照片，最后都被汪东兴送给周，周一把火都给烧了。
李肃：在政治上周恩来和林彪曾经是盟友吗?
高文谦：两个人一文一武，共同支持毛发动文革，那时候江青还没有成气候。
解说：文革初期，林彪和江青同属文革派，协助毛泽东斗倒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随后，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事情时有发生。
1970年8月，中共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林江两派激烈对峙。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与江青手下的张春桥发生争辩。 林彪在会上没有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引发全会对文革派张春桥的全面围攻。毛泽东没料到文革这么不得人心，因此被触怒。他后来说：“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 上反我。”这使毛泽东和林彪这两个昔日的政治盟友反目。
李肃：在毛泽东和林彪发生矛盾的过程中，周扮演了什么角色?
高文谦：周实际上是被夹在当中。
李肃：左右为难?
高文谦：左右为难。在一开始的时候，周还试图和稀泥。
高文谦：但是毛这个人是这样的，不得罪人，一得罪人，得罪到底。一开始是集中对陈伯达。陈伯达那时还要保留中央委员呢，后来就根本关到秦城监狱里去了。然后从他转到黄吴叶李邱敲山镇虎，逼林彪出来作检讨。
李肃：但好像林彪没有正式做出检讨，是不是?
高文谦：没有正式。毛对林彪之所以非常地恼火，之所以抓住黄吴叶李邱不放，就是因为林彪不检讨。林彪看得非常清楚，一旦检讨，事情就没完没了，等于 你输了理了。实际上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他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不指名地点张春桥，事先都和毛打过招呼的，两个人在小会议室里，开会前。结 果呢，没想到林彪这么一讲话，在全会引起的反响非常大，所有的人都说，林副主席讲得好，包括四方面军的人，是毛非常看重的，许世友、陈锡联，在林彪讲完话 后，走过去去跟林彪握手去。毛一看这么多人对着中央文革，所以那时候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8月25号到毛主席那儿去，紧急求见毛。而且张、姚都下跪啊， 大哭，据说都把毛的裤腿儿都哭湿了。
高文谦：周的本意是希望毛林不要(对立)，能够缓和一下。这样子我们可以共同搞经济建设，但毛那个时候已经决心要和林彪分道扬镳了。
解说：1971年9月13日，一架中国的三叉戟式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包括林彪、叶群夫妇、儿子林立果在内的八男一女全部丧生。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至此，毛泽东亲手扶植起来的第二位接班人也被他亲手打倒了。
李肃：在林彪出事以后，周恩来对林彪的子女是怎么对待的?
高文谦：林彪的子女实际上就剩下一个林豆豆(林立衡)。林立果已经一块儿摔死了。对林立衡的待遇前后是有一个变化的，开始的时候林立衡是住在玉泉山，而且中央文件说她是立了功的，但是非常快的就把她就立案审查。
林立衡在压力大的情况下，最后就讲了好多林彪说毛的黑话。这句话也是比较要害的：“毛主席身边也有叶群那样的人。”你想想，大家都知道叶群指代的是谁?那都很清楚了。从那以后，林立衡的处境就大坏了。
在这个过程中，林立衡专门给毛写过信，要求跟毛面谈。毛把这封信就批给了周。周一见了林立衡，劈头盖脸就是一句话：“你一个小孩子家，胡乱写什么呢?我都看不懂。”
你说林说毛的黑话和“毛主席身边也有叶群这种人”，周会看不懂，听不懂?他说他听不懂。
邓小平复出，周恩来奉旨行事
解说：“九一三事件”后，中国政坛发生了文革中的另一个重要事件，就是一度被打成“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二号人物的邓小平复出。
李肃：邓小平的复出，按照官方的说法，周恩来发挥了很大作用，周恩来真的发挥了很大作用吗?
高文谦：并非如此，实际上恰恰相反，邓的复出，是毛用邓制约周的一招棋。林彪事件之后，周的势力在上升，而且掌握实际权力，而毛的身体又不行了。那么毛考虑，制衡周最好的就是邓。
解说：在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同时，他对“刘邓司令部”的二号人物邓小平却网开一面。1968年，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先 后两次为邓小平讲好话，说“不要开除党籍，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在另外几个场合，毛泽东曾经几次指示要把邓小平和刘少奇区别对待，并且指示中共中央办 公厅主任汪东兴直接管理邓小平的事务，保护了他的人身安全，为日后重新起用邓埋下伏笔。
周恩来对待被打倒的邓小平，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旨意行事。1969年秋，邓小平被发落到江西。周恩来事先打电话给江西党政领导人，过问对邓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还对他们说，邓小平下去“是到农村锻炼”。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回忆父亲的书中说，邓小平被送到江西的时候，江西省政府的办公室主任亲自接机，亲切地称邓小平为同志，说“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 们非常欢迎”。邓小平一家人在江西住的是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少将校长的两层小楼，被称为“将军楼”。邓小平在一公里以外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监 督劳动”，厂内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休息室。
在下放江西期间，汪东兴还亲自帮助邓小平的女儿和儿子上了大学。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在1972年1月再次明确表示，邓小平和刘少奇不一样，是人民内部矛盾。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批示说“邓小平 同志……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没有屈服于苏修”。于是，周恩来于1972年12月18日要毛泽东的亲信纪登奎和汪东兴写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 作，再拿着这封信去请示毛泽东。1973年3月9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同年8月举行的中共十大上，邓小平再 次成为中共中央委员。
李肃：周恩来和邓小平之间，他们是盟友呢，还是对手?
高文谦：毛的如意算盘最开始是想用邓来制衡周，进而想用邓来取代周，完成权力格局的换马，这当然是在周病重之后了。但是实际上的情况没起到这么一个作用。非常快的，周邓两人就成为一个盟友了。
为什么能成为盟友呢?也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因为林彪事件之后，江青这一派坐大。周那时候在朝里面就他一个人。邓出来之后，虽然毛是想让邓来制衡 周，但是周也有意识地做了邓的工作。譬如说，邓小平从江西回北京之后，第一次见周，到玉泉山去，周就跟他谈了张春桥的问题，说张春桥是叛徒，主席不让查。
以我对周的了解，周轻易不会讲这种话，但是他要看准了人。他讲这种话也是跟邓交心的话。换句话，也是帮助邓复出以后所面临的局面。当然周和邓之所以结盟，也和江青咄咄逼人有关。不断地对邓发难，把邓也推到周的那一边去了。
解说：毛泽东让邓小平复出以后还曾经考验过邓小平对周恩来的态度。1973年11月到12月间，毛泽东为了压制周恩来，对周恩来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谈判中的表现横加指责，指示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主义”。
高文谦：江青就是把这个问题说成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上纲上得非常高，那就等于周要(被)打倒了。周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让我检讨，我就去检讨，毛最 后一看，也不想彻底把他整垮他。但毛又想通过这个事情来敲打周，所以毛在选择邓来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大有深意的。深意是什么?就是通过这件事情来考验 邓。
李肃：考验邓对自己的忠诚度?
高文谦：对，考验对自己的忠诚度。第二，对周是不是能下得去手?最后邓就讲了那一番话：总理啊，你这个人，别人跟主席都是可望而不可及。你呢，跟主席是可望又可及，只有一步之遥，今后希望你注意这个问题。
李肃：警告他不要夺权?
高文谦：对，警告他不要有非分之想。其实这个事情对周就是很冤枉了，周一辈子也没有想过自己要当一个第一号人物，但是毛始终对这个事情放心不下。但 是这个话最后通过邓的嘴讲出来了。毛一直在观察着邓，邓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最后一个发言的，毛在这个过程中始终问王海容：“小平同志发言没有?”“还没 有。”又问王海容，(王说)“没有”。最后听说小平同志发言了。邓发言了，毛是非常高兴，等于在周邓之间打了一个楔子。
解说：毛泽东得知邓小平发言之后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于是，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宣布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和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再次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圈。
让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与邓小平发生了严重矛盾，使文革前关系并不密切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在文革后期结成了政治联盟。
周恩来批朱德是中央常委里的“定时炸弹”
朱德曾经是和毛泽东一起被中国人喊过“万岁”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不仅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他领导的中共南昌暴动中，朱德是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
高文谦：周和朱的关系是很好的。朱这个人是与世无争啊，而且他的资格很老，德高望重，周一般也很尊重他。周又是朱的革命引路人。当年旅欧的时候，周介绍他，朱德和孙炳文，就是孙维世的父亲，在德国入的党，所以周和朱德两个人相知是非常深的。
解说：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开会批评朱德，原因是他对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持消极态度。
高文谦：在会上唱主角的是林彪。林彪讲朱有野心，想当领袖。还有一个人唱得也非常高，是陈毅。陈毅讲，朱德想黄袍加身。真是子虚乌有。朱德在建国后，长期赋闲在家里。
李肃：周恩来在批判会上是怎么表现的?
高文谦：周那个时候也跟着批，周跟林彪和陈毅所不同的是，把自己也摆进去了，说：“我在历史上就一直反毛。反毛的话，你朱德历史上错误也非常多。你也多次反过毛。你是中央常委里的‘定时炸弹’!”
解说：周恩来在发言时指责朱德多次犯过路线错误，“反对毛主席”。还教训朱德说，“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高文谦：这个话的份量也很重啊。那个会场上简直是乱七八糟。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中共高层政治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完全是在政治上非常残酷，人性完全没 有了。其实周跟朱的私交是非常好的，两个人相识是非常深的，但是在会上也是要指着鼻子这么样的讲：“你是中央常委的‘定时炸弹’。”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共 产党里面讲党性就没办法讲人性。
周恩来保陈毅，就是保自己
解说: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政治高压让大批党内元老不满，也深感自身处境的岌岌可危。这种积蓄已久的情绪终于在1967年2月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爆发出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率先发难。
高文谦：陈毅大闹怀仁堂，这是文革中一个重要的关节点，陈毅讲得最厉害。陈毅讲到“延安整风”，影射林彪，而且提到“延安整风”涉及毛。就是说“延安整风”的时候是他们这些人最拥护毛主席，刘、邓、彭、薄。现在历史证明怎么样?我们这些人都是挨整的。
事后，张春桥和王力两个人对了笔记后去向毛汇报大闹怀仁堂的过程。毛一开始像听笑话似的，脸上还有笑容呢，但是王力注意到，就是当陈毅讲到“延安整 风”的时候，毛的脸就变了。结果最后毛大怒啊，用江青的话说，“发无产阶级之震怒”。就是说，你们还想翻“延安整风”的案，“你们把王明，把张国焘，把刘 少奇都给请回来。陈毅，你当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我和林彪重新上山打游击去。”
李肃：周恩来和陈毅的历史渊源应该是很深了。
高文谦：两个人早在红军的时候就共事。建国以后，陈毅又是同在外交系统，是周恩来的左膀右臂。陈毅是个性情中人，豪率，说话也幽默，因此周很喜欢他 的个性。我当时在周恩来研究组的时候采访过的一些周的老秘书说，在国务院这些副总理里面，就是陈毅跟周走动得近。陈毅经常是不请自来，到西花厅就串门去 了，招呼也不打。像别的人进西花厅，还要事先打个招呼，陈毅经常跺着步自己就过来了，所以两个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毛对整陈毅实际上并不是像对贺龙，对刘少奇，对彭真那样，在政治上非要把他们剪除掉。毛那时又开始缓和了，这不是67年2月份嘛，67年5月1号的时候，又让陈毅他们上天安门了，要表示团结吧。
解说：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陈毅在中共外交部受到批判。毛泽东当时的态度是，对陈毅既要批判，又要保护，即“一批二保”。1967年5月1日， 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特别安排陈毅与毛泽东合影留念。毛当时对陈毅说：“我是保你的。”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保护陈毅的问题上也勇气十足。
高文谦：毛自己就说的就很清楚，当面对周讲，点明了：陈毅一倒，你也就差不多了。所以在67年夏的时候，周为了保陈而苦战。周知道，他和陈毅的关系 是一损俱损，保陈毅就是保自己。因此周甚至于讲出来，在人民大会堂他们要冲人民大会堂揪陈毅的时候，就是外交部的造反派，他讲：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 你们要冲的话，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周恩来与贺龙，始保终弃
解说：与“保陈毅”的态度不同，毛泽东在贺龙问题上的立场可谓一波三折。在文革前，贺龙是负责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与林彪不和。贺龙在中共军中的资历比林彪老得多，但是在中共党内和军内的地位却在林彪之下。
文革之初，林彪在军中发起了“打倒贺龙”的风潮。毛泽东开始并不以为意。他对贺龙的印象一直不错，因为贺龙在历史曾经帮过他的大忙。延安时代，毛泽 东与王明为了中共党内的领导权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贺龙站在了毛的一边。贺龙也曾力排众异，支持毛泽东与江青结婚。贺龙当年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 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
高文谦：毛一开始，还是希望贺龙跟林彪搞好关系，所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要贺龙到林彪家去谈一次话。
李肃：也就是说，毛泽东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想要真正地打倒贺龙?就是说，如果你要跟林彪搞好关系的话，我可以一起再用你们。
高文谦：对，结果两个人谈崩了。谈崩了之后，毛那个时候就有一个选择了：是林彪，还是贺龙?
解说：周恩来是元帅贺龙的入党介绍人，两个人关系密切。中共南昌暴动中，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贺龙则是暴动的总指挥。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是 暴动部队的主力。文革之初，贺龙落难，周恩来有心要保。1966年底，贺龙在北京东郊民巷的家数次被抄，周恩来建议贺龙夫妇搬到北京西郊为中共领导人修建 的别墅----新六所去休息。然而，这时的毛泽东在政治上倒向了林彪。
高文谦：贺龙的问题为什么会升级?和刘少奇的问题升级那是一样的情况，是形势所迫。在夺权之后，军队开始乱了。在这种情况下，毛的态度就开始变了。当周看到后来事情不简单的时候，他也开始保持距离了。
李肃：现在中国的官史普遍的一个说法是说周恩来主动地保护了贺龙。贺龙跑到中南海周恩来的西花厅去避难，周恩来把他主动给藏在了那个地方，避免他受冲击，事实是这样吗?
高文谦：恰恰相反。贺龙去中南海西花厅是不请自来。
贺龙被造反派揪得东躲西藏，在新六所也救不了。所以贺龙一看，干脆回家算了，等着你们揪我去了。
结果他们两个人(贺龙和夫人薛明)坐着车，从新六所，就是万寿路，回到他们家，他们家是在反帝路(东郊民巷)。在这个过程中，经过中南海，薛明说， 你看看，咱们当时到新六所也是总理让咱们去的，既然咱们回家也跟总理打声招呼吧。这么着就去了，所以说是不请自来啊。到了总理家的时候，周当时不在家，周 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在，马上跟总理报告。总理一看说，既然来了就住下吧。所以在贺龙住下来的过程中，在生活上，周，主要是邓颖超，对贺龙夫妻嘘寒问暖，但政治上绝不谈任何话题。
李肃：但在后来的时候，周恩来把贺龙给送出去了，根据中国官史的说法，他是把他送到西山去，到军队里给保护起来了，这是事实吗?
高文谦：对。林彪那时候也给周打电话去，让周交人。周在这种情况下，就代表中央和李富春一块儿找贺龙谈话，等于就是宣布贺龙隔离审查。话说得比较委 婉：我送你到西山象鼻子沟去，那是军委前指(中央军委前线指挥部)，送到那儿休息一段时候，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实际上就是把他正式隔离了。
开始的时候，周曾经还派人去看过。贺龙还真信周这句话，每天一个人在西山的前指那儿，一个人也没有，就看通往山下的一条小路，只要上来一辆车，就看是不是总理来接他来了。结果就到了秋天，也就是67年的秋天，实际上贺龙被正式立案审查。
解说：1967年9月，林彪的妻子叶群在文革碰头会上提出专案审查贺龙。周恩来表示附议。
高文谦：审查报告就是周写的。
李肃：审查报告又是他写的?
高文谦：对，因为周曾经兼任贺龙专案审查组的组长。
解说：周恩来还在贺龙的审查报告上写下数百字的批语，大骂了贺龙一通。
高文谦：周对贺龙的问题，基本上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始保终弃。开始是保的，后来弃了。同样的一种情况，他是看毛的脸色。
解说：1969年6月9日，贺龙病逝。不到两年后，发生林彪事件。毛泽东说，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周恩来听了，马上派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接回北京。
1975年6月9日，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此时已是病入膏肓。当人们劝阻他不要出席时，他说，我已经对不起贺老总了，我不能不来啊!他不仅亲自致悼词，而且据说向贺龙的遗像一连鞠躬七次，还哭着对薛明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啊。
李肃：薛明对周恩来有没有什么评价?
高文谦：这个也是跟王光美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开始刚一出来，以为这就是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后来了解情况多了之后，知道周在这里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后来薛明对周也是有非议的。
有一个流传非常广的一个讲话，讲她当年跟贺龙时怎么样子被迫害的。其中讲到贺龙那时候在山上，水上不去，连水都不够喝，他们只好接雨水喝，而且吃饭 营养也严重不足。贺龙是个糖尿病人，吃不饱之后，就到处发颤，血压高，所以最后就恶化，走着走着路就倒地下，呕吐。在最后的时候，明明是严重的糖尿病人， 还给他打血糖，这么着他就死了。
周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当时各个专案小组，都定期向中央文革碰头会汇报被审查人的思想，生活和身体情况。
李肃：也就是说贺龙当时的惨境，周恩来应该是知道的?
高文谦：不是所有，但是基本上应该知道的。周在文革中不是什么人都保，他首先要看毛的脸色。第二，他要不得罪林彪，不得罪江青。在毛、林、江，甚至 于包括康(生)，在这几个人之间，哪一方都不得罪的情况下，找到一个平衡点，他去保。如果得罪了其中任何一个人，他就不吭声了。
结束语：对于毛泽东有意要保的人，周恩来会坚决贯彻执行。正如周恩来在文革初期所说的：“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但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在史料中还找不到一例毛泽东要打倒的人被周恩来保下来的事例。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陶铸、彭德怀、高岗、陈伯达等与周恩来同时代的中共领导人，或遭到清洗、迫害，或被打入冷宫，几乎无一幸免，唯有周恩来可以像毛泽东一样始终大权在握，全身而退。
就在一年前的196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将这位中国共产党第二号领导人、毛 泽东亲自选定的第一位接班人“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份报告不仅宣布了当时被称为“党内头号走资派”的刘少奇“政治生命”的死亡，而且 为当时对刘少奇的人身迫害提供了合理合法的依据。在这次会议上宣读这份报告的，就是报告的起草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总理周恩来。
李肃：文革的时候，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周恩来是个什么态度?
高文谦(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开始，毛并没想把刘少奇像在“九大”的时候那样给搞死。一开始只是想把他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拿下来，从第二号人物拿到第八号人物。周那时候还都是要保刘的，因为毛那时候也讲，刘、邓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解说：1966年8月1日到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位下滑到第八位。不过，刘少奇 还保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家主席的职位。毛泽东尽管在8月5日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但是他此后也曾经制止贴刘少 奇的大字报。毛泽东在1966年八次接见红卫兵，刘少奇都参加了。11月3日那次接见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还特别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 活情况。
在这期间，周恩来的确有保护刘少奇的言行。例如，周恩来在1967年初曾经告诫造反派说：“不要揪人，……刘少奇、邓小平也不能揪。……刘、邓、陶(铸)是中央常委，我还得保。”
但是，毛泽东听说刘少奇并不服气，听说刘少奇还和一些省市负责人商讨对付中央文革的办法，并且有意要和毛对抗，改组政治局。终于，毛泽东下定了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周恩来称刘少奇为“刘贼”，落井投石
高文谦：毛就开始在历史问题上来做刘案。一旦定成历史问题，定成一个叛徒的话，那就是敌我矛盾了。只有这样，才能对党内外有一个交待，证明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确的和非常及时的。
随着毛下决心要抛弃刘的时候，周的态度那就变了。周当时是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的主任。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是在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打倒“彭罗陆杨”的时候成立起来的，专门审查他们四个人。
解说：“彭罗陆杨”指的是当时被打倒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长陆定一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这个中央专案审查 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央专案组，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在毛泽东的直接控制之下，专门负责高级官员的案件处理，权力巨大，最鼎盛时期的工作人员达数 千人。该机构于文革结束以后的1979年解散。周恩来生前一直担任中央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并且兼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
李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高文谦：最后把刘案给搞出来，直接是在江青的指导下，但是周参与，而且周是在江青的上面。江青把材料搞出来之后，要到周那里去，周最后也就认可。
解说：中共党史专家司马清扬在《周恩来与林彪》一书中写道：刘少奇专案组成立之后，所有关于刘少奇的罪证材料能否上报都是由刘少奇专案组组长周恩来决定的。没有周恩来的同意这些材料根本上报不了。
司马清扬还引述文革史专家王年一的话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和物证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对毛要打倒的人，周恩来总是可以递上让毛满意的材料。
1968年9月25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和林彪提交了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
高文谦：我看的档案材料，刘案的审查报告，上送给中央的报告，是周恩来亲自起草的。用周、陈伯达、康生、江青四个人联名向毛、林报告。周在这个里面称，亲笔写的“刘贼”，给刘那时戴了五顶帽子。
解说：周恩来在刘少奇的“罪证材料”上做了一大篇批示。他写道：“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样才能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
据中共党史专家司马清扬在《周恩来与林彪》一书中透露：“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说：大约在1983年至1984年 间，中组部奉命销毁一大批档案材料。在销毁之前，中组部部长陈野苹让我看了一个原属于刘少奇专案组的绝密件。这个绝密件中有两份原稿，都写的是给刘少奇定 罪的结论，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拟的，一份是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那份结论计有四条，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比较起来，周恩来给刘少奇定的 罪名，要重于江青给刘少奇定的罪名。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决议，基本上就是按周恩来所亲笔拟出的那个结论来定调子的。”
李肃：作为中央专案委员会主任这个角色，对于刘少奇的这个案子，他最后下的批示，他起草的这个东西，有没有落井投石之嫌?
高文谦：刘本身已经落难了，从毛的接班人已经成了阶下囚了，你还要用伪证，在政治上宣判刘少奇的死刑。这本身就是一种落井下石。
如果说周恩来在文革中很多污点的话，他审理“刘案”，最后代表中央做“刘案”的审查报告，而且亲笔写的那些话，这是他最大的一个污点。
李肃：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对周恩来怎么看?
高文谦：王光美刚从秦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她对外界的很多情况不了解，因此她的儿女们，刘源啊，刘平平啊写过一篇纪念他父亲的文章。最后在这篇文章 里，王光美说：“总理，你真好。”这是在前半期，王光美不了解情况的时候。后半段，王光美出来之后，了解很多情况之后，对周，我听说，意见就很大。90年 代，国内有一部周恩来的电影，讲周恩来在文革，是王铁成主演的。王光美全家拒绝观看。
周恩来推荐林彪当副统帅，感到“很大幸福”
解说：周恩来到底为什么没有对落难的刘少奇施以援手，反而落井下石，其真实原因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刘少奇之死发生在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年，成为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被打倒后，林彪成为中共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
李肃：周恩来一直是在林彪之上，在党内的地位，在军中的地位也是如此。到了文革中间以后呢，林彪跃升为毛的接班人，成了第二号人物，周成了他的下面了。那时候叫林副统帅。周是怎么接受林彪作为自己的上司的?
高文谦：周这个人的组织纪律观念非常强。党一旦定了什么样的事情之后，他也会去照办，作出什么决定，他会去服从。所以在文革中林一确定地位后，他十分注意处理好跟他的关系。
解说：1966年，在中共决定开展文革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拟定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把林彪列在第二位。当时包括林彪在内，中共有五位 副主席。为了突出林彪的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周恩来主动提出不再提及自己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头衔，从而也避免提及其他几位副主席的头衔，使林彪成为唯一的副 主席。为此，周恩来曾经在文革初期多次公开自豪地提及这件事，说林彪“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
1969年4月，中共召开“九大”，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当时毛泽东有意让周恩来也担任副主席，周恩来一口谢绝，为的是突出 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周恩来在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说：“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 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他还修改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合，建立“朱毛红军”的历史，把中共南昌暴动中只是一个连长的林彪说成是率领部队和毛泽东会师的领导人。他说：“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岗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高文谦：周在写报告的时候，都是毛、林并列。每天晚上写到半夜三更，而且多少年这么写下来之后，从66年一直写到71年。
林彪事件之后还有个小插曲。林彪已经摔飞了，周一晚上没睡觉，还是给毛、林写报告，报告里面写的是毛，信封上写的“毛主席，林副主席”。笔误，吓得一身冷汗。然后专门把他的小秘书纪东给叫过来，说：“你看看，我犯了这么个错误，你以后要替我来把关啊。”
实际上信根本就没有送出去，但是你从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来，他已经都习惯了。
解说：文革史专家宋永毅说，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好过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林彪当年的“四大金刚”之一、前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儿子 程光曾经回忆说，林彪一再关照他下面的“四大金刚”和叶群，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和周恩来合作。这是他特地关照多次的，说周恩来就代表我。
高文谦：林彪是中共打下红色江山头号的功臣，但是建国以后就闭门养病了。周利用总理之便，经常去看望，关照，问候。周去看林彪时，林彪每次都把周送到大门口，也是表示对周的尊重吧。
林彪事件之后，从毛家湾抄出不少周和林彪之间的信件和照片，最后都被汪东兴送给周，周一把火都给烧了。
李肃：在政治上周恩来和林彪曾经是盟友吗?
高文谦：两个人一文一武，共同支持毛发动文革，那时候江青还没有成气候。
解说：文革初期，林彪和江青同属文革派，协助毛泽东斗倒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随后，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事情时有发生。
1970年8月，中共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林江两派激烈对峙。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与江青手下的张春桥发生争辩。 林彪在会上没有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引发全会对文革派张春桥的全面围攻。毛泽东没料到文革这么不得人心，因此被触怒。他后来说：“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 上反我。”这使毛泽东和林彪这两个昔日的政治盟友反目。
李肃：在毛泽东和林彪发生矛盾的过程中，周扮演了什么角色?
高文谦：周实际上是被夹在当中。
李肃：左右为难?
高文谦：左右为难。在一开始的时候，周还试图和稀泥。
高文谦：但是毛这个人是这样的，不得罪人，一得罪人，得罪到底。一开始是集中对陈伯达。陈伯达那时还要保留中央委员呢，后来就根本关到秦城监狱里去了。然后从他转到黄吴叶李邱敲山镇虎，逼林彪出来作检讨。
李肃：但好像林彪没有正式做出检讨，是不是?
高文谦：没有正式。毛对林彪之所以非常地恼火，之所以抓住黄吴叶李邱不放，就是因为林彪不检讨。林彪看得非常清楚，一旦检讨，事情就没完没了，等于 你输了理了。实际上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他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不指名地点张春桥，事先都和毛打过招呼的，两个人在小会议室里，开会前。结 果呢，没想到林彪这么一讲话，在全会引起的反响非常大，所有的人都说，林副主席讲得好，包括四方面军的人，是毛非常看重的，许世友、陈锡联，在林彪讲完话 后，走过去去跟林彪握手去。毛一看这么多人对着中央文革，所以那时候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8月25号到毛主席那儿去，紧急求见毛。而且张、姚都下跪啊， 大哭，据说都把毛的裤腿儿都哭湿了。
高文谦：周的本意是希望毛林不要(对立)，能够缓和一下。这样子我们可以共同搞经济建设，但毛那个时候已经决心要和林彪分道扬镳了。
解说：1971年9月13日，一架中国的三叉戟式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包括林彪、叶群夫妇、儿子林立果在内的八男一女全部丧生。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至此，毛泽东亲手扶植起来的第二位接班人也被他亲手打倒了。
李肃：在林彪出事以后，周恩来对林彪的子女是怎么对待的?
高文谦：林彪的子女实际上就剩下一个林豆豆(林立衡)。林立果已经一块儿摔死了。对林立衡的待遇前后是有一个变化的，开始的时候林立衡是住在玉泉山，而且中央文件说她是立了功的，但是非常快的就把她就立案审查。
林立衡在压力大的情况下，最后就讲了好多林彪说毛的黑话。这句话也是比较要害的：“毛主席身边也有叶群那样的人。”你想想，大家都知道叶群指代的是谁?那都很清楚了。从那以后，林立衡的处境就大坏了。
在这个过程中，林立衡专门给毛写过信，要求跟毛面谈。毛把这封信就批给了周。周一见了林立衡，劈头盖脸就是一句话：“你一个小孩子家，胡乱写什么呢?我都看不懂。”
你说林说毛的黑话和“毛主席身边也有叶群这种人”，周会看不懂，听不懂?他说他听不懂。
邓小平复出，周恩来奉旨行事
解说：“九一三事件”后，中国政坛发生了文革中的另一个重要事件，就是一度被打成“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二号人物的邓小平复出。
李肃：邓小平的复出，按照官方的说法，周恩来发挥了很大作用，周恩来真的发挥了很大作用吗?
高文谦：并非如此，实际上恰恰相反，邓的复出，是毛用邓制约周的一招棋。林彪事件之后，周的势力在上升，而且掌握实际权力，而毛的身体又不行了。那么毛考虑，制衡周最好的就是邓。
解说：在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同时，他对“刘邓司令部”的二号人物邓小平却网开一面。1968年，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先 后两次为邓小平讲好话，说“不要开除党籍，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在另外几个场合，毛泽东曾经几次指示要把邓小平和刘少奇区别对待，并且指示中共中央办 公厅主任汪东兴直接管理邓小平的事务，保护了他的人身安全，为日后重新起用邓埋下伏笔。
周恩来对待被打倒的邓小平，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旨意行事。1969年秋，邓小平被发落到江西。周恩来事先打电话给江西党政领导人，过问对邓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还对他们说，邓小平下去“是到农村锻炼”。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回忆父亲的书中说，邓小平被送到江西的时候，江西省政府的办公室主任亲自接机，亲切地称邓小平为同志，说“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 们非常欢迎”。邓小平一家人在江西住的是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少将校长的两层小楼，被称为“将军楼”。邓小平在一公里以外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监 督劳动”，厂内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休息室。
在下放江西期间，汪东兴还亲自帮助邓小平的女儿和儿子上了大学。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在1972年1月再次明确表示，邓小平和刘少奇不一样，是人民内部矛盾。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批示说“邓小平 同志……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没有屈服于苏修”。于是，周恩来于1972年12月18日要毛泽东的亲信纪登奎和汪东兴写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 作，再拿着这封信去请示毛泽东。1973年3月9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同年8月举行的中共十大上，邓小平再 次成为中共中央委员。
李肃：周恩来和邓小平之间，他们是盟友呢，还是对手?
高文谦：毛的如意算盘最开始是想用邓来制衡周，进而想用邓来取代周，完成权力格局的换马，这当然是在周病重之后了。但是实际上的情况没起到这么一个作用。非常快的，周邓两人就成为一个盟友了。
为什么能成为盟友呢?也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因为林彪事件之后，江青这一派坐大。周那时候在朝里面就他一个人。邓出来之后，虽然毛是想让邓来制衡 周，但是周也有意识地做了邓的工作。譬如说，邓小平从江西回北京之后，第一次见周，到玉泉山去，周就跟他谈了张春桥的问题，说张春桥是叛徒，主席不让查。
以我对周的了解，周轻易不会讲这种话，但是他要看准了人。他讲这种话也是跟邓交心的话。换句话，也是帮助邓复出以后所面临的局面。当然周和邓之所以结盟，也和江青咄咄逼人有关。不断地对邓发难，把邓也推到周的那一边去了。
解说：毛泽东让邓小平复出以后还曾经考验过邓小平对周恩来的态度。1973年11月到12月间，毛泽东为了压制周恩来，对周恩来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谈判中的表现横加指责，指示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主义”。
高文谦：江青就是把这个问题说成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上纲上得非常高，那就等于周要(被)打倒了。周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让我检讨，我就去检讨，毛最 后一看，也不想彻底把他整垮他。但毛又想通过这个事情来敲打周，所以毛在选择邓来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大有深意的。深意是什么?就是通过这件事情来考验 邓。
李肃：考验邓对自己的忠诚度?
高文谦：对，考验对自己的忠诚度。第二，对周是不是能下得去手?最后邓就讲了那一番话：总理啊，你这个人，别人跟主席都是可望而不可及。你呢，跟主席是可望又可及，只有一步之遥，今后希望你注意这个问题。
李肃：警告他不要夺权?
高文谦：对，警告他不要有非分之想。其实这个事情对周就是很冤枉了，周一辈子也没有想过自己要当一个第一号人物，但是毛始终对这个事情放心不下。但 是这个话最后通过邓的嘴讲出来了。毛一直在观察着邓，邓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最后一个发言的，毛在这个过程中始终问王海容：“小平同志发言没有?”“还没 有。”又问王海容，(王说)“没有”。最后听说小平同志发言了。邓发言了，毛是非常高兴，等于在周邓之间打了一个楔子。
解说：毛泽东得知邓小平发言之后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于是，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宣布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和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再次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圈。
让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与邓小平发生了严重矛盾，使文革前关系并不密切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在文革后期结成了政治联盟。
周恩来批朱德是中央常委里的“定时炸弹”
朱德曾经是和毛泽东一起被中国人喊过“万岁”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不仅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他领导的中共南昌暴动中，朱德是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
高文谦：周和朱的关系是很好的。朱这个人是与世无争啊，而且他的资格很老，德高望重，周一般也很尊重他。周又是朱的革命引路人。当年旅欧的时候，周介绍他，朱德和孙炳文，就是孙维世的父亲，在德国入的党，所以周和朱德两个人相知是非常深的。
解说：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开会批评朱德，原因是他对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持消极态度。
高文谦：在会上唱主角的是林彪。林彪讲朱有野心，想当领袖。还有一个人唱得也非常高，是陈毅。陈毅讲，朱德想黄袍加身。真是子虚乌有。朱德在建国后，长期赋闲在家里。
李肃：周恩来在批判会上是怎么表现的?
高文谦：周那个时候也跟着批，周跟林彪和陈毅所不同的是，把自己也摆进去了，说：“我在历史上就一直反毛。反毛的话，你朱德历史上错误也非常多。你也多次反过毛。你是中央常委里的‘定时炸弹’!”
解说：周恩来在发言时指责朱德多次犯过路线错误，“反对毛主席”。还教训朱德说，“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高文谦：这个话的份量也很重啊。那个会场上简直是乱七八糟。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中共高层政治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完全是在政治上非常残酷，人性完全没 有了。其实周跟朱的私交是非常好的，两个人相识是非常深的，但是在会上也是要指着鼻子这么样的讲：“你是中央常委的‘定时炸弹’。”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共 产党里面讲党性就没办法讲人性。
周恩来保陈毅，就是保自己
解说: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政治高压让大批党内元老不满，也深感自身处境的岌岌可危。这种积蓄已久的情绪终于在1967年2月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爆发出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率先发难。
高文谦：陈毅大闹怀仁堂，这是文革中一个重要的关节点，陈毅讲得最厉害。陈毅讲到“延安整风”，影射林彪，而且提到“延安整风”涉及毛。就是说“延安整风”的时候是他们这些人最拥护毛主席，刘、邓、彭、薄。现在历史证明怎么样?我们这些人都是挨整的。
事后，张春桥和王力两个人对了笔记后去向毛汇报大闹怀仁堂的过程。毛一开始像听笑话似的，脸上还有笑容呢，但是王力注意到，就是当陈毅讲到“延安整 风”的时候，毛的脸就变了。结果最后毛大怒啊，用江青的话说，“发无产阶级之震怒”。就是说，你们还想翻“延安整风”的案，“你们把王明，把张国焘，把刘 少奇都给请回来。陈毅，你当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我和林彪重新上山打游击去。”
李肃：周恩来和陈毅的历史渊源应该是很深了。
高文谦：两个人早在红军的时候就共事。建国以后，陈毅又是同在外交系统，是周恩来的左膀右臂。陈毅是个性情中人，豪率，说话也幽默，因此周很喜欢他 的个性。我当时在周恩来研究组的时候采访过的一些周的老秘书说，在国务院这些副总理里面，就是陈毅跟周走动得近。陈毅经常是不请自来，到西花厅就串门去 了，招呼也不打。像别的人进西花厅，还要事先打个招呼，陈毅经常跺着步自己就过来了，所以两个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毛对整陈毅实际上并不是像对贺龙，对刘少奇，对彭真那样，在政治上非要把他们剪除掉。毛那时又开始缓和了，这不是67年2月份嘛，67年5月1号的时候，又让陈毅他们上天安门了，要表示团结吧。
解说：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陈毅在中共外交部受到批判。毛泽东当时的态度是，对陈毅既要批判，又要保护，即“一批二保”。1967年5月1日， 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特别安排陈毅与毛泽东合影留念。毛当时对陈毅说：“我是保你的。”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保护陈毅的问题上也勇气十足。
高文谦：毛自己就说的就很清楚，当面对周讲，点明了：陈毅一倒，你也就差不多了。所以在67年夏的时候，周为了保陈而苦战。周知道，他和陈毅的关系 是一损俱损，保陈毅就是保自己。因此周甚至于讲出来，在人民大会堂他们要冲人民大会堂揪陈毅的时候，就是外交部的造反派，他讲：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 你们要冲的话，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周恩来与贺龙，始保终弃
解说：与“保陈毅”的态度不同，毛泽东在贺龙问题上的立场可谓一波三折。在文革前，贺龙是负责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与林彪不和。贺龙在中共军中的资历比林彪老得多，但是在中共党内和军内的地位却在林彪之下。
文革之初，林彪在军中发起了“打倒贺龙”的风潮。毛泽东开始并不以为意。他对贺龙的印象一直不错，因为贺龙在历史曾经帮过他的大忙。延安时代，毛泽 东与王明为了中共党内的领导权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贺龙站在了毛的一边。贺龙也曾力排众异，支持毛泽东与江青结婚。贺龙当年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 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
高文谦：毛一开始，还是希望贺龙跟林彪搞好关系，所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要贺龙到林彪家去谈一次话。
李肃：也就是说，毛泽东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想要真正地打倒贺龙?就是说，如果你要跟林彪搞好关系的话，我可以一起再用你们。
高文谦：对，结果两个人谈崩了。谈崩了之后，毛那个时候就有一个选择了：是林彪，还是贺龙?
解说：周恩来是元帅贺龙的入党介绍人，两个人关系密切。中共南昌暴动中，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贺龙则是暴动的总指挥。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是 暴动部队的主力。文革之初，贺龙落难，周恩来有心要保。1966年底，贺龙在北京东郊民巷的家数次被抄，周恩来建议贺龙夫妇搬到北京西郊为中共领导人修建 的别墅----新六所去休息。然而，这时的毛泽东在政治上倒向了林彪。
高文谦：贺龙的问题为什么会升级?和刘少奇的问题升级那是一样的情况，是形势所迫。在夺权之后，军队开始乱了。在这种情况下，毛的态度就开始变了。当周看到后来事情不简单的时候，他也开始保持距离了。
李肃：现在中国的官史普遍的一个说法是说周恩来主动地保护了贺龙。贺龙跑到中南海周恩来的西花厅去避难，周恩来把他主动给藏在了那个地方，避免他受冲击，事实是这样吗?
高文谦：恰恰相反。贺龙去中南海西花厅是不请自来。
贺龙被造反派揪得东躲西藏，在新六所也救不了。所以贺龙一看，干脆回家算了，等着你们揪我去了。
结果他们两个人(贺龙和夫人薛明)坐着车，从新六所，就是万寿路，回到他们家，他们家是在反帝路(东郊民巷)。在这个过程中，经过中南海，薛明说， 你看看，咱们当时到新六所也是总理让咱们去的，既然咱们回家也跟总理打声招呼吧。这么着就去了，所以说是不请自来啊。到了总理家的时候，周当时不在家，周 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在，马上跟总理报告。总理一看说，既然来了就住下吧。所以在贺龙住下来的过程中，在生活上，周，主要是邓颖超，对贺龙夫妻嘘寒问暖，但政治上绝不谈任何话题。
李肃：但在后来的时候，周恩来把贺龙给送出去了，根据中国官史的说法，他是把他送到西山去，到军队里给保护起来了，这是事实吗?
高文谦：对。林彪那时候也给周打电话去，让周交人。周在这种情况下，就代表中央和李富春一块儿找贺龙谈话，等于就是宣布贺龙隔离审查。话说得比较委 婉：我送你到西山象鼻子沟去，那是军委前指(中央军委前线指挥部)，送到那儿休息一段时候，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实际上就是把他正式隔离了。
开始的时候，周曾经还派人去看过。贺龙还真信周这句话，每天一个人在西山的前指那儿，一个人也没有，就看通往山下的一条小路，只要上来一辆车，就看是不是总理来接他来了。结果就到了秋天，也就是67年的秋天，实际上贺龙被正式立案审查。
解说：1967年9月，林彪的妻子叶群在文革碰头会上提出专案审查贺龙。周恩来表示附议。
高文谦：审查报告就是周写的。
李肃：审查报告又是他写的?
高文谦：对，因为周曾经兼任贺龙专案审查组的组长。
解说：周恩来还在贺龙的审查报告上写下数百字的批语，大骂了贺龙一通。
高文谦：周对贺龙的问题，基本上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始保终弃。开始是保的，后来弃了。同样的一种情况，他是看毛的脸色。
解说：1969年6月9日，贺龙病逝。不到两年后，发生林彪事件。毛泽东说，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周恩来听了，马上派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接回北京。
1975年6月9日，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此时已是病入膏肓。当人们劝阻他不要出席时，他说，我已经对不起贺老总了，我不能不来啊!他不仅亲自致悼词，而且据说向贺龙的遗像一连鞠躬七次，还哭着对薛明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啊。
李肃：薛明对周恩来有没有什么评价?
高文谦：这个也是跟王光美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开始刚一出来，以为这就是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后来了解情况多了之后，知道周在这里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后来薛明对周也是有非议的。
有一个流传非常广的一个讲话，讲她当年跟贺龙时怎么样子被迫害的。其中讲到贺龙那时候在山上，水上不去，连水都不够喝，他们只好接雨水喝，而且吃饭 营养也严重不足。贺龙是个糖尿病人，吃不饱之后，就到处发颤，血压高，所以最后就恶化，走着走着路就倒地下，呕吐。在最后的时候，明明是严重的糖尿病人， 还给他打血糖，这么着他就死了。
周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当时各个专案小组，都定期向中央文革碰头会汇报被审查人的思想，生活和身体情况。
李肃：也就是说贺龙当时的惨境，周恩来应该是知道的?
高文谦：不是所有，但是基本上应该知道的。周在文革中不是什么人都保，他首先要看毛的脸色。第二，他要不得罪林彪，不得罪江青。在毛、林、江，甚至 于包括康(生)，在这几个人之间，哪一方都不得罪的情况下，找到一个平衡点，他去保。如果得罪了其中任何一个人，他就不吭声了。
结束语：对于毛泽东有意要保的人，周恩来会坚决贯彻执行。正如周恩来在文革初期所说的：“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但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在史料中还找不到一例毛泽东要打倒的人被周恩来保下来的事例。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陶铸、彭德怀、高岗、陈伯达等与周恩来同时代的中共领导人，或遭到清洗、迫害，或被打入冷宫，几乎无一幸免，唯有周恩来可以像毛泽东一样始终大权在握，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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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江青周恩来也曾“如胶似漆”
【阿波罗新闻网 2013-09-16 讯】
作者：司马清扬
把江青在一个大会上的讲话做成录音，在全国播放。江青名闻九州，声震寰宇的地位就是这样被周恩来一手促成。对于一个还不是中央委员的江青，这种待遇
即使不是空前，恐怕也是绝后。由司马清扬撰写，发表于《华夏文摘增刊》第625期的《试论文革初期周恩来与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一文，描述了文革
中周恩来对江青进行了极其露骨的吹捧的一面。
中央文革小组前身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其成员名单是在周恩来参加的并由邓小平主持，在1966年4月9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草拟，并报毛泽东批准的。〔1〕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伊始，并没有人给以太多重视，且在中央文革小组许多成员观念中，它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参谋秘书班子，甚至是归刘少奇、邓小平领 导。〔2〕但是后来经过毛泽东和江青的诸多运作，中央文革小组最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和其成员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成员以及人所共知的 中央首长(中央文革小组主要骨干力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历史的变迁中，周恩来的作用始终被官方漠视甚至所不承认。本文将对周恩来在中央文革小组 以及江青的“高迁”中所起到的作用作一个简单交代，并对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作一简单探讨。
一、周恩来对江青的吹捧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
首先，周恩来在树立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上不遗余力。为了树立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毛泽东在7月24号发话：“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 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3〕继而在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进而称赞：前一时期正确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4〕中央文革小 组成员列席会议并在同期举行的批刘(少奇)邓(小平)政治局生活会上充当了主力军。在此大背景之下，周恩来对此是心领神会，亦步亦趋。周恩来在1966年 9月19日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和院党委等人时就指出：“部的名称太大，过去文化部那么大，干了不少坏事，今天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小组，到做了不少好事， 很受群众欢迎。”〔5〕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由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关于此次接见的新华社电讯稿刊登于次日的《人民日报》。〔6〕该通讯称：“有 1500名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大会。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并且在一起照了 相。”“庆祝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主持。他在致开会词时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 在这里同大家见面。’”〔7〕在此新华社电讯中，江青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就如历史已经证明的那般，江青高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地位唿之欲出。陈伯达也被 单独点出，对于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给以了非凡的待遇。对于周恩来插手此类排名事件，并不是只有这么一次。王力回忆到：1967年的5月1日，周恩来把已 经印好的《人民日报》停发，把原本排名排在中央委员名单之后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提到中央委员名单之前。〔8〕
陈伯达在1966年8月因病住院，主动提议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组长。〔9〕笔者认为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中共中央却为此专门发出通知：陈伯 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1〕根据当 时的组织程序，此类通知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提出草拟并报毛泽东批准。此事是周恩来主动为之或是得到毛泽东事先提示尚无可信证据。但是无论如何，现 在看来，此举并不是多此一举，而是具有深刻重大的政治历史影响。首先，对于江青在全国树立起其为中央首长的形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堪比913之后公布的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一般，为江青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无独有偶，周恩来也为这封信做了背书——笔者注);其次，为江青把持中央文革作了法律上的背书。 正如文革史专家王年一所论述，此通知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11〕实际上，在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际，周恩来提议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为第一副 组长和后来江青提议徐向前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同出一辙。〔12〕软弱的陈伯达和具有历史包袱的徐向前都可以被轻易作为“刘盆子”使用。陈伯达自己就承 认：自己没有能力。〔13〕于是陈伯达推荐康生，但是康生如何能做得了“刘盆子”?周恩来对陈伯达软硬兼施：“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 作?”〔14〕后来发表由江青代理组长则显得极为顺理成章。成为代理组长的第二天即1966年8月31日，江青主持毛泽东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 生的大会。大会情况由新华社发布消息：毛主席和林彪“以及贺龙同志”，由谢富治、杨成武陪同乘第一辆汽车，紧跟着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乘坐的第二辆 汽车，邓小平、康生、刘少奇、陈毅乘坐的第三辆汽车，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乘坐的第四辆汽车，叶剑英、萧华、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乘坐的第五辆汽 车，缓缓绕行天安门广场一周，然后登上天安门城楼。“六时四十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宣布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开始。江青同志代表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大家问好。她说，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向你们致革命的敬礼”。〔15〕
国庆节后，陶铸对报纸上关于江青的宣传极其反感：“你(曾志，笔者注)看，这几天的报纸，照片上居然将江青和总理平列，象什么样子?”〔16〕陶铸是常委中主管宣传的，但是是谁越过他插手照片排列之事?舍其周恩来，还能有谁?
10月6日，首都红卫兵“三司”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发起召开有北京和和地方各大专院校师生10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勐烈开
火誓师大会”。江青讲话之后，周恩来表态：“同学们，革命的红卫兵战士们，我首先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我完全同意刚
才江青同志讲的那段话。她讲的那段话，我们大家都看过，都同意的。后来又请张春桥同志宣读了中央批准的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那
不但是对全军的指示，同样适用于我们大中学校。江青同志的讲话和中央批准的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的录音，我们把它制成录音片子，
到全国大中学校去放。这样就不仅是今天到会的同学、红卫兵战士都听到，而且是全国大中学校的同学，红卫兵战士原原本本都听到。”〔17〕把江青在一个大会
上的讲话做成录音，在全国播放。江青名闻九州，声震寰宇的地位就是这样被周恩来一手促成。对于一个还不是中央委员的江青，这种待遇即使不是空前，恐怕也是
绝后。
其次周恩来除了在宣传江青上十分卖力气，另外还当面奉承当众江青。1966年11月28日晚，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两万多名“革命文艺战士”，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了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言：之所以隆重其事，是为了对江青进行一次集中的人为拔高和吹捧，这是一次向江青表忠献媚 的大会。〔18〕
周恩来在此次大会上不顾历史的真实，对江青做了极其露骨的吹捧：“在这里介绍一下，在座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 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上面所说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 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 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我在文艺方面是个外行，是个不成功的支持者。在方针上，我是坚持革命化、大众化、战斗化和民族化的，但在实践上，常常犯指导 性的错误。例如，在音乐方面，我是外行中的外行，我只强调中西音乐的不同处，强调反对崇洋思想，强调中西音乐分开的基本训练，不认识洋为中用，不认识可以 批判地吸收西洋音乐为我所用。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直接帮助了我，我也在学习革命歌曲的实践中，得到了深刻的体会。”〔19〕在这场把江青树立为伟大的 文艺革命旗手的登基典礼上，周恩来是立了头等功的。
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评论：周恩来的讲话，通篇充满了卑躬屈节、谄媚奉承的表白。谁又可以说，在江青迈向更高权力的道路上，没有周恩来推波助澜的一份功
劳?〔20〕诚如历史所记载，周恩来从一个这种表态到当众高举手臂高唿“(我们要)誓死保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也就不足为奇了。〔21〕
二、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由来以及二者之间的摩擦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后，形如一盘散沙，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曾经是中央文革小组一员的穆欣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内部充满错综复杂的争斗，作为一个共 产党的组织，它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无政府、最无章法的地方。〔22〕甚至中央文革小组每天干什么(比如开什么会，通知什么人参加，接见什么组织等)，都是临 时决定，办公室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安排停当，工作人员整天忙得团团转。〔23〕而更为致命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间芥蒂矛盾非常大。
江青曾经挖苦道：“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很难进行，只要康老(笔者注：康生)和陈伯达见面，两个人就吵。陈伯达连(周)总理的话都不听，尽管我告诉他 你要听(周总理的话)。周总理做康生的工作，我就做陈伯达的工作，最后会议总算可以举行了。但是时间没过多久，两个人又吵起来了!”〔24〕毛泽东也抱怨：(同一个事情)康生讲他的，陈伯达告诉的却是另一个，江青也有自己的版本。而且连报告都没有。〔25〕
陈伯达曾这样回忆：在毛主席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不久，我生病进医院，江青就当然代理组长职务。毛主席再次检阅红卫兵时，江青致辞，从此，她就在小组中 横行跋扈。我向去医院看我的人，提出一些看法，于是大大触怒江青了。当我的病没有好时，江青要关锋去叫我出院。我已晓得这个女人很难对付，决定出院。我撇 开江青，找王力、关锋、戚本禹起草一个拟送中央的文件，确定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工作机构。意思就是：中央文革的言行都要向中央请示，不能 擅自作主。这就要使江青受到约束。会议未完，可能有人泄露给江青，江青来了，大闹一番。我现在不记得她要加了一句什么，但她说，“我这句是最重要的。”从 此以后，文革小组就没有再单独开会了。毛主席指示：以后开会，由周总理主持，叫中央文革碰头会。〔26〕根据陈伯达所述笔者推断这是在1966年9月中旬 期间。
很明显，在某种程度上中央文革小组实在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周恩来从8月20号左右就开始主持中央碰头会。由此可见，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完全是因为形势所逼，并非毛泽东的初衷。而且正如文革初期，陈毅所评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 第二要打倒周恩来。”〔27〕。在这种局势下，周恩来自然会遇到所谓的“黑枪”“暗炮”。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攻击，出于多方面的原 因。既有因为毛泽东的决策导向引诱而成，也有各自利益冲突，自然还有权力之争。决策导向，自然是因虽然毛泽东的在他的大字报中不点名的批评了周恩来，但是 因为还没有彻底打倒刘少奇，作为发动文革借用的最大力量就是周恩来，自然还有其利用价值。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基本决策有什么变化。各自的利益冲突，权力之 争，在周恩来身上却被演绎成根据“党的原则人民的利益办事”，在其他人身上则成了“祸国殃民”“篡夺权力”。这是违背历史基本事实的。
所以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扮演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一方面，周恩来要执行毛泽东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这也是国务院总理角色的职能;另一方 面，周恩来为了不被打倒，这也是其在整个文革中所要达到的目标，无论是“鞠躬尽瘁下地狱”还是“相忍为党”都是为了这个目标，为了死后脸上不被“打叉 叉”。所以，周恩来要做一个响当当的文革派，以至于在某些方面做得比中央文革小组还要左。这样，在这两个方面无疑都会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责。
周恩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外交部大搞“牛鬼蛇神”，其中含有三名副部级干部王炳南、陈家康、孟用潜，若干司处级干部以及大批一般干部与工 人，也分别被打成“牛鬼蛇神”、“小三家村”等，并发生了抄“牛鬼蛇神”们的家的事情。〔28〕周恩来还在9月份签署了关于国务院系统如何进行文革的《纪 要》，该《纪要》提出要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此事后来被张春桥告状，说周恩来对此文件评价很好，并以此为胁，周恩来为此多次检讨。张春桥并批 评周恩来，打倒所有干部其实是周恩来搞的。〔29〕此事完全表明，虽然在支持文革的大方向上，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所倚重的两驾马车，但是在某些 方面，周恩来比中央文革更左。或许出于争宠，也可能是争夺运动的主导权，二者发生冲突是可以预见的。
除了支持发动文革之外，周恩来还要执行国务院总理的职能，执行毛泽东保人的政策，这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中央文革小组也保人，但是因为 具体的分工不同，冲突自然难免。因此就有了周恩来“调和”“和事佬”等的说法。在1966年10月31日，姚文元在纪念鲁迅30周年的讲话和11月1日的 红旗社论都不点名的批评了周恩来，评之为“骑墙派”，谓之“那些标榜走中间道路的人，必然滑到修正主义的泥坑”。这是在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恩来之 间最大的一次冲突。原因有二，一是周恩来在参与了一些文件政策的制定，而这些文件并不一定全部符合中央文革小组的意;二是针对于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各级领导 对于文革仍然“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30〕对此，周恩来为了保护自己，在11月起草关于公交系统和农村文革的文件制定 中基本上不再参与，而是由陶铸出面搞。〔31〕事后，陶铸完全成了周恩来的“挡箭牌”，对于整个陶铸的落难，周恩来没有施加援手。相对于康生，康生还提醒 陶铸，进行路线交底。〔32〕
三、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小组关系的另一面
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并不是水火不容，更不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所云“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而是毛泽东手下两大刚柔并济的政治利器。虽然在毛泽东的初始打算中，周恩来也是要被清算的目标之一，但是在没有彻底打到和解决刘少奇的情况下，周恩来仍然 具备巨大的利用价值。〔33〕徐向前回忆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积极响应和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对于那些持有怀疑或者不积极的很多高级干部，周恩来用 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劝说和帮助他们加深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性质、对象和任务。最后徐向前指出，没有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心耿耿”，文革是不可能搞起来 的。〔34〕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想象中的“一唿百应”，很多例如李井泉之类的高级干部在一开始就对于毛泽东的“发动文革”很是不理 解。个中缘由恐怕是“高岗事件”恍如昨天之事，历史教训不可不吸取，刘少奇经营党务多年，树大根深，难保不再翻天。还有诸如陈毅之类一开始是举双手双脚赞 同文革并在自己权力范围之内大搞迫害大揪“牛鬼蛇神”，但是当揪到自己头上就不“理解”的高级干部。此二类高级干部都需要周恩来，这种“屡犯错，屡检讨， 保持晚节，终生都要做毛的奴仆”的人，作为活生生的“典范”来说服众人。俗话说“杀鸡给猴看”，周恩来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了那只“鸡”之外，还要“鸣几声” 来告诉众人，“你们不跟着毛主席走，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毛主席。”
就整体而言，特别是文革初期，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基本是十分融洽的。虽然江青倚仗“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对周恩来时有不敬，但是江青对于 周恩来并不是后来官方一直认定和宣传的：江青对周恩来是使尽奸计、迫害和炮打。〔35〕两者的关系可以用周恩来和江青自己的言论作为注脚。江青在接见北航 “红旗”，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代表时指出：”反我们的总理……就是指向中央。“〔36〕周恩来坦言：”有人“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 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37〕
通过大量的实例，周恩来对于江青可以说是毕恭毕敬。〔38〕笔者在此无意一一列举。可以用师东兵的话描述周恩来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我是 把你当主席一样看待，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的事，我们去执行。〔39〕对于周恩来如何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吴法宪对此有过生动的回忆。1966年10 月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重点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与会的各地干部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所以对于批判刘少奇并不积极，会议开了许多天却 效果不彰。经文革小组提议，周恩来亲自给吴法宪下令，由空军派出专机，将各地的造反派头头们接来北京，一起参加讨伐刘少奇的大会。这些造反派头头一到北 京，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刘斗争。吴法宪回忆说“我们东北组来的是贵州造反派头头，此人一到北京就由中央办公厅派专车接到京西宾馆，神气十足。他来了以 后，周恩来亲自到东北组来参加会议，以示重视。他滔滔不绝地一直讲了三个钟头，专门揭发当时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等人是如何破坏‘文化大革命’，如何镇压 学生运动和逮捕红卫兵的情况。我看到，在这个人讲话过程中，周恩来一直在频频点头，赞扬他的揭发。”造反派的与会终于在会上掀起了批刘高潮。〔40〕可 见，经过周恩来的智慧，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提议和决定会得到更完美的发挥和更理想的结果。
江青对周恩来也并不都是飞扬跋扈，相反，江青时常对周恩来非常尊重。中央文革碰头会也是由周恩来主持。官方为了树立周恩来的伟大形象，对于此点非常 忌讳，一概不提。而在穆欣、王力等当事人的回忆中都对此加以证实，而且连中央文革小组的日程都是由周恩来安排。〔41〕林杰的太太王乃英曾经“交代”：江 青经常等周恩来拿主意，虽然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有时候不同意这种做法;林杰抱怨说，江青总是让我们按照周总理的命令去执行，事情总是变的越发困难。 〔42〕自然，周恩来也报之以桃李。不仅对江青，连对张春桥都说：你们是管战略的，你们定了，我给你们办。〔43〕
而“臭名昭着”的康生，在1966-1967年的公开场合对于江青都是不卑不亢，无甚吹捧。〔44〕两相对照，黑白分明，谁优谁劣，自然而出。当 然，周恩来也并不是没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当王力等动了周恩来的“奶酪”，插手周恩来的“禁脔”之地——外交部之后，周恩来就不再是那只温柔的 “羊”。
至于周恩来为什么如此自我“作贱”，是什么重要因素在文革时期制约了周恩来，导致周对江青和文革小组如此这般。笔者认为那就是周恩来对毛泽东一个人 的忠心，而非对国家和人民的负责，是周恩来时刻在心里的以所谓“贤相”自居，保持晚节的心态所致，由此周恩来也只能扮演“从恶”和“帮凶”的角色，起到任 何其他人所起不到的作用，而非制止动乱、更不可能拨乱反正，引导国家步入正途。周恩来还可以说是第一个领会到“江就是毛的一条狗”的高级领导人，因此，周 恩来对江青的态度之谜也就可以“迎刃而解”。
结论
周恩来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和文革的进展所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个决定性因素。但是除了这 个因素之外，周恩来对于江青的吹捧很大程度是自降人格。而在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把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抬到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可以 说是居功甚伟。
注释：
〔1〕中发[66]267号文件附件二《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转引自余汝信《1966年的中央文革小组》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608期2007年11月5日
〔2〕沈传宝《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沿革及立废原因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
〔3〕穆欣《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华夏文摘增刊第三三八期二○○三年五月五日出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编者佚名，1969年7月)，页777转引自余汝信《1966年的中央文革小组》
〔4〕同〔2〕
〔5〕《周恩来在1966年9月19日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和院党委的讲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6〕陈龙《回忆敬爱的周总理对新华社工作的亲切关怀》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1977年版第247-265页;根据此文中的描述，周 恩来对于1966-1974年间重大新华社电讯都是亲自审定(笔者认为是只要周恩来在国内具备审阅条件)。虽然陶铸此时主管宣传，但是根据曾志的回忆，陶 铸认为江青根本够不上国家领导人的格，也仅仅就是能干个文化部副部长的缺，而且陶铸在刚刚结束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于江青的提议——批刘少奇和邓小平一事 根本不与理睬，因此笔者认为陶铸如果没有上层旨意根本无意对此如此般宣传;无独有偶，阎长贵先生在《文革初期对江青的宣传》一文中也如此质疑：在这篇通讯 中，江青不仅被置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而且排位很靠前、很突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偶然的、无意的，还是按当时新任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 部部长陶铸的指示做的?还是有其他利么人授意或安排的?均不得而知。
〔7〕《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第一、二版。
〔8〕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
〔9〕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05页
〔10〕《中共中央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1966.08.30;中发[66]439号
〔11〕王年一《文革漫谈》原手稿存于哈佛大学
〔12〕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95港：天地图书公司，1998)，页79;宋永毅《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像》;罗冰：〈官方秘密档案披露：周恩来参与批斗刘少奇〉，《争鸣》1999年第3期，页20笔者注：余汝信先生在其《1966年的中央文革小组》一文中对于江青出任第一副组长有不同的解释。
〔13〕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68页
〔14〕同〔12)
〔15〕《人民日报》1966年8月31日，第一版
〔16〕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5页
〔17〕《中央首长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勐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周恩来1966.10.06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8〕余汝信《1966年的中央文革小组》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608期2007年11月5日
〔19〕《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首长讲话选编》第四集(首都大专院校赴西南革命造反队编，中国京剧院红色革命人民战斗队翻印，1966年12月)，页60
〔20)同〔16〕
〔21〕《北邮东方红》(北京：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邮东方红公社主办)，1968年3月29日，第76期第1-4版1968年3月27日，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22〕穆欣《剑拔弩张：中央文革小组实录》《纵横》2006年第1期
〔23〕王广宇《关于中央文革建立下属机构的回忆》《党史博览》2005年11期
〔24〕北京工业学院运动办公室《大字报选编》北京1976第二卷16页引自 MacfarquharRoderickSchoenhalsMichael《Mao'sLastRevolution》 th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6p100
〔25〕王力《AnInsider'sAccountoftheCultureRevolution》第40-41页
〔26〕叶永烈《陈伯达传》;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05-306页
〔27〕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第255页
〔28〕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9〕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
〔30〕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1〕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
〔32〕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33〕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以及文革初期的政治格局，详见笔者的另一篇：文革初期的政治格局初探-“三驾马车”替代“两驾马车”
〔34〕北京师范大学主编《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五集》1978年版徐向前《鞠躬尽瘁砥柱中流——回忆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的片断》第1-9页
〔35〕具体官方宣称：可参阅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所有官方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对于江青在文革中对于周恩来的支持和保护一概不提。
〔36〕武汉造反派编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第2卷第137页
〔37〕首都红代会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红卫兵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井冈山”主办《周总理重要讲话》(1967.9.18)〉载《外事战报》1967年9月26日第2期第1版。
〔38〕具体可参加《吴法宪回忆录》杨银禄《江青在钓鱼台居住时的一些情况》等
〔39〕师东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前所未闻的周恩来》2000年3月第1版33-41页
〔40〕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
〔41〕穆新《中共党史资料》1999年第69期第86、88页
〔42〕Macfarquhar Roderick Schoenhals Michael 《Mao's Last Revolu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01 《王乃英交代材料》
〔43〕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79页;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
〔44〕阎长贵《文革初期对江青的宣传》《党史博览》2005年第1期_(网文转载)
中央文革小组前身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其成员名单是在周恩来参加的并由邓小平主持，在1966年4月9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草拟，并报毛泽东批准的。〔1〕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伊始，并没有人给以太多重视，且在中央文革小组许多成员观念中，它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参谋秘书班子，甚至是归刘少奇、邓小平领 导。〔2〕但是后来经过毛泽东和江青的诸多运作，中央文革小组最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和其成员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成员以及人所共知的 中央首长(中央文革小组主要骨干力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历史的变迁中，周恩来的作用始终被官方漠视甚至所不承认。本文将对周恩来在中央文革小组 以及江青的“高迁”中所起到的作用作一个简单交代，并对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作一简单探讨。
一、周恩来对江青的吹捧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
首先，周恩来在树立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上不遗余力。为了树立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毛泽东在7月24号发话：“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 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3〕继而在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进而称赞：前一时期正确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4〕中央文革小 组成员列席会议并在同期举行的批刘(少奇)邓(小平)政治局生活会上充当了主力军。在此大背景之下，周恩来对此是心领神会，亦步亦趋。周恩来在1966年 9月19日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和院党委等人时就指出：“部的名称太大，过去文化部那么大，干了不少坏事，今天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小组，到做了不少好事， 很受群众欢迎。”〔5〕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由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关于此次接见的新华社电讯稿刊登于次日的《人民日报》。〔6〕该通讯称：“有 1500名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大会。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并且在一起照了 相。”“庆祝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主持。他在致开会词时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 在这里同大家见面。’”〔7〕在此新华社电讯中，江青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就如历史已经证明的那般，江青高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地位唿之欲出。陈伯达也被 单独点出，对于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给以了非凡的待遇。对于周恩来插手此类排名事件，并不是只有这么一次。王力回忆到：1967年的5月1日，周恩来把已 经印好的《人民日报》停发，把原本排名排在中央委员名单之后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提到中央委员名单之前。〔8〕
陈伯达在1966年8月因病住院，主动提议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组长。〔9〕笔者认为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中共中央却为此专门发出通知：陈伯 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1〕根据当 时的组织程序，此类通知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提出草拟并报毛泽东批准。此事是周恩来主动为之或是得到毛泽东事先提示尚无可信证据。但是无论如何，现 在看来，此举并不是多此一举，而是具有深刻重大的政治历史影响。首先，对于江青在全国树立起其为中央首长的形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堪比913之后公布的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一般，为江青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无独有偶，周恩来也为这封信做了背书——笔者注);其次，为江青把持中央文革作了法律上的背书。 正如文革史专家王年一所论述，此通知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11〕实际上，在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际，周恩来提议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为第一副 组长和后来江青提议徐向前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同出一辙。〔12〕软弱的陈伯达和具有历史包袱的徐向前都可以被轻易作为“刘盆子”使用。陈伯达自己就承 认：自己没有能力。〔13〕于是陈伯达推荐康生，但是康生如何能做得了“刘盆子”?周恩来对陈伯达软硬兼施：“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 作?”〔14〕后来发表由江青代理组长则显得极为顺理成章。成为代理组长的第二天即1966年8月31日，江青主持毛泽东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 生的大会。大会情况由新华社发布消息：毛主席和林彪“以及贺龙同志”，由谢富治、杨成武陪同乘第一辆汽车，紧跟着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乘坐的第二辆 汽车，邓小平、康生、刘少奇、陈毅乘坐的第三辆汽车，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乘坐的第四辆汽车，叶剑英、萧华、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乘坐的第五辆汽 车，缓缓绕行天安门广场一周，然后登上天安门城楼。“六时四十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宣布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开始。江青同志代表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大家问好。她说，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向你们致革命的敬礼”。〔15〕
国庆节后，陶铸对报纸上关于江青的宣传极其反感：“你(曾志，笔者注)看，这几天的报纸，照片上居然将江青和总理平列，象什么样子?”〔16〕陶铸是常委中主管宣传的，但是是谁越过他插手照片排列之事?舍其周恩来，还能有谁?
其次周恩来除了在宣传江青上十分卖力气，另外还当面奉承当众江青。1966年11月28日晚，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两万多名“革命文艺战士”，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了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言：之所以隆重其事，是为了对江青进行一次集中的人为拔高和吹捧，这是一次向江青表忠献媚 的大会。〔18〕
周恩来在此次大会上不顾历史的真实，对江青做了极其露骨的吹捧：“在这里介绍一下，在座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 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上面所说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 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 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我在文艺方面是个外行，是个不成功的支持者。在方针上，我是坚持革命化、大众化、战斗化和民族化的，但在实践上，常常犯指导 性的错误。例如，在音乐方面，我是外行中的外行，我只强调中西音乐的不同处，强调反对崇洋思想，强调中西音乐分开的基本训练，不认识洋为中用，不认识可以 批判地吸收西洋音乐为我所用。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直接帮助了我，我也在学习革命歌曲的实践中，得到了深刻的体会。”〔19〕在这场把江青树立为伟大的 文艺革命旗手的登基典礼上，周恩来是立了头等功的。
二、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由来以及二者之间的摩擦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后，形如一盘散沙，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曾经是中央文革小组一员的穆欣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内部充满错综复杂的争斗，作为一个共 产党的组织，它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无政府、最无章法的地方。〔22〕甚至中央文革小组每天干什么(比如开什么会，通知什么人参加，接见什么组织等)，都是临 时决定，办公室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安排停当，工作人员整天忙得团团转。〔23〕而更为致命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间芥蒂矛盾非常大。
江青曾经挖苦道：“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很难进行，只要康老(笔者注：康生)和陈伯达见面，两个人就吵。陈伯达连(周)总理的话都不听，尽管我告诉他 你要听(周总理的话)。周总理做康生的工作，我就做陈伯达的工作，最后会议总算可以举行了。但是时间没过多久，两个人又吵起来了!”〔24〕毛泽东也抱怨：(同一个事情)康生讲他的，陈伯达告诉的却是另一个，江青也有自己的版本。而且连报告都没有。〔25〕
陈伯达曾这样回忆：在毛主席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不久，我生病进医院，江青就当然代理组长职务。毛主席再次检阅红卫兵时，江青致辞，从此，她就在小组中 横行跋扈。我向去医院看我的人，提出一些看法，于是大大触怒江青了。当我的病没有好时，江青要关锋去叫我出院。我已晓得这个女人很难对付，决定出院。我撇 开江青，找王力、关锋、戚本禹起草一个拟送中央的文件，确定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工作机构。意思就是：中央文革的言行都要向中央请示，不能 擅自作主。这就要使江青受到约束。会议未完，可能有人泄露给江青，江青来了，大闹一番。我现在不记得她要加了一句什么，但她说，“我这句是最重要的。”从 此以后，文革小组就没有再单独开会了。毛主席指示：以后开会，由周总理主持，叫中央文革碰头会。〔26〕根据陈伯达所述笔者推断这是在1966年9月中旬 期间。
很明显，在某种程度上中央文革小组实在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周恩来从8月20号左右就开始主持中央碰头会。由此可见，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完全是因为形势所逼，并非毛泽东的初衷。而且正如文革初期，陈毅所评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 第二要打倒周恩来。”〔27〕。在这种局势下，周恩来自然会遇到所谓的“黑枪”“暗炮”。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攻击，出于多方面的原 因。既有因为毛泽东的决策导向引诱而成，也有各自利益冲突，自然还有权力之争。决策导向，自然是因虽然毛泽东的在他的大字报中不点名的批评了周恩来，但是 因为还没有彻底打倒刘少奇，作为发动文革借用的最大力量就是周恩来，自然还有其利用价值。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基本决策有什么变化。各自的利益冲突，权力之 争，在周恩来身上却被演绎成根据“党的原则人民的利益办事”，在其他人身上则成了“祸国殃民”“篡夺权力”。这是违背历史基本事实的。
所以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扮演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一方面，周恩来要执行毛泽东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这也是国务院总理角色的职能;另一方 面，周恩来为了不被打倒，这也是其在整个文革中所要达到的目标，无论是“鞠躬尽瘁下地狱”还是“相忍为党”都是为了这个目标，为了死后脸上不被“打叉 叉”。所以，周恩来要做一个响当当的文革派，以至于在某些方面做得比中央文革小组还要左。这样，在这两个方面无疑都会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责。
周恩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外交部大搞“牛鬼蛇神”，其中含有三名副部级干部王炳南、陈家康、孟用潜，若干司处级干部以及大批一般干部与工 人，也分别被打成“牛鬼蛇神”、“小三家村”等，并发生了抄“牛鬼蛇神”们的家的事情。〔28〕周恩来还在9月份签署了关于国务院系统如何进行文革的《纪 要》，该《纪要》提出要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此事后来被张春桥告状，说周恩来对此文件评价很好，并以此为胁，周恩来为此多次检讨。张春桥并批 评周恩来，打倒所有干部其实是周恩来搞的。〔29〕此事完全表明，虽然在支持文革的大方向上，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所倚重的两驾马车，但是在某些 方面，周恩来比中央文革更左。或许出于争宠，也可能是争夺运动的主导权，二者发生冲突是可以预见的。
除了支持发动文革之外，周恩来还要执行国务院总理的职能，执行毛泽东保人的政策，这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中央文革小组也保人，但是因为 具体的分工不同，冲突自然难免。因此就有了周恩来“调和”“和事佬”等的说法。在1966年10月31日，姚文元在纪念鲁迅30周年的讲话和11月1日的 红旗社论都不点名的批评了周恩来，评之为“骑墙派”，谓之“那些标榜走中间道路的人，必然滑到修正主义的泥坑”。这是在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恩来之 间最大的一次冲突。原因有二，一是周恩来在参与了一些文件政策的制定，而这些文件并不一定全部符合中央文革小组的意;二是针对于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各级领导 对于文革仍然“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30〕对此，周恩来为了保护自己，在11月起草关于公交系统和农村文革的文件制定 中基本上不再参与，而是由陶铸出面搞。〔31〕事后，陶铸完全成了周恩来的“挡箭牌”，对于整个陶铸的落难，周恩来没有施加援手。相对于康生，康生还提醒 陶铸，进行路线交底。〔32〕
三、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小组关系的另一面
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并不是水火不容，更不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所云“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而是毛泽东手下两大刚柔并济的政治利器。虽然在毛泽东的初始打算中，周恩来也是要被清算的目标之一，但是在没有彻底打到和解决刘少奇的情况下，周恩来仍然 具备巨大的利用价值。〔33〕徐向前回忆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积极响应和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对于那些持有怀疑或者不积极的很多高级干部，周恩来用 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劝说和帮助他们加深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性质、对象和任务。最后徐向前指出，没有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心耿耿”，文革是不可能搞起来 的。〔34〕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想象中的“一唿百应”，很多例如李井泉之类的高级干部在一开始就对于毛泽东的“发动文革”很是不理 解。个中缘由恐怕是“高岗事件”恍如昨天之事，历史教训不可不吸取，刘少奇经营党务多年，树大根深，难保不再翻天。还有诸如陈毅之类一开始是举双手双脚赞 同文革并在自己权力范围之内大搞迫害大揪“牛鬼蛇神”，但是当揪到自己头上就不“理解”的高级干部。此二类高级干部都需要周恩来，这种“屡犯错，屡检讨， 保持晚节，终生都要做毛的奴仆”的人，作为活生生的“典范”来说服众人。俗话说“杀鸡给猴看”，周恩来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了那只“鸡”之外，还要“鸣几声” 来告诉众人，“你们不跟着毛主席走，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毛主席。”
就整体而言，特别是文革初期，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基本是十分融洽的。虽然江青倚仗“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对周恩来时有不敬，但是江青对于 周恩来并不是后来官方一直认定和宣传的：江青对周恩来是使尽奸计、迫害和炮打。〔35〕两者的关系可以用周恩来和江青自己的言论作为注脚。江青在接见北航 “红旗”，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代表时指出：”反我们的总理……就是指向中央。“〔36〕周恩来坦言：”有人“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 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37〕
通过大量的实例，周恩来对于江青可以说是毕恭毕敬。〔38〕笔者在此无意一一列举。可以用师东兵的话描述周恩来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我是 把你当主席一样看待，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的事，我们去执行。〔39〕对于周恩来如何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吴法宪对此有过生动的回忆。1966年10 月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重点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与会的各地干部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所以对于批判刘少奇并不积极，会议开了许多天却 效果不彰。经文革小组提议，周恩来亲自给吴法宪下令，由空军派出专机，将各地的造反派头头们接来北京，一起参加讨伐刘少奇的大会。这些造反派头头一到北 京，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刘斗争。吴法宪回忆说“我们东北组来的是贵州造反派头头，此人一到北京就由中央办公厅派专车接到京西宾馆，神气十足。他来了以 后，周恩来亲自到东北组来参加会议，以示重视。他滔滔不绝地一直讲了三个钟头，专门揭发当时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等人是如何破坏‘文化大革命’，如何镇压 学生运动和逮捕红卫兵的情况。我看到，在这个人讲话过程中，周恩来一直在频频点头，赞扬他的揭发。”造反派的与会终于在会上掀起了批刘高潮。〔40〕可 见，经过周恩来的智慧，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提议和决定会得到更完美的发挥和更理想的结果。
江青对周恩来也并不都是飞扬跋扈，相反，江青时常对周恩来非常尊重。中央文革碰头会也是由周恩来主持。官方为了树立周恩来的伟大形象，对于此点非常 忌讳，一概不提。而在穆欣、王力等当事人的回忆中都对此加以证实，而且连中央文革小组的日程都是由周恩来安排。〔41〕林杰的太太王乃英曾经“交代”：江 青经常等周恩来拿主意，虽然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有时候不同意这种做法;林杰抱怨说，江青总是让我们按照周总理的命令去执行，事情总是变的越发困难。 〔42〕自然，周恩来也报之以桃李。不仅对江青，连对张春桥都说：你们是管战略的，你们定了，我给你们办。〔43〕
而“臭名昭着”的康生，在1966-1967年的公开场合对于江青都是不卑不亢，无甚吹捧。〔44〕两相对照，黑白分明，谁优谁劣，自然而出。当 然，周恩来也并不是没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当王力等动了周恩来的“奶酪”，插手周恩来的“禁脔”之地——外交部之后，周恩来就不再是那只温柔的 “羊”。
至于周恩来为什么如此自我“作贱”，是什么重要因素在文革时期制约了周恩来，导致周对江青和文革小组如此这般。笔者认为那就是周恩来对毛泽东一个人 的忠心，而非对国家和人民的负责，是周恩来时刻在心里的以所谓“贤相”自居，保持晚节的心态所致，由此周恩来也只能扮演“从恶”和“帮凶”的角色，起到任 何其他人所起不到的作用，而非制止动乱、更不可能拨乱反正，引导国家步入正途。周恩来还可以说是第一个领会到“江就是毛的一条狗”的高级领导人，因此，周 恩来对江青的态度之谜也就可以“迎刃而解”。
结论
周恩来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和文革的进展所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个决定性因素。但是除了这 个因素之外，周恩来对于江青的吹捧很大程度是自降人格。而在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把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抬到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可以 说是居功甚伟。
注释：
〔1〕中发[66]267号文件附件二《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转引自余汝信《1966年的中央文革小组》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608期2007年11月5日
〔2〕沈传宝《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沿革及立废原因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
〔3〕穆欣《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华夏文摘增刊第三三八期二○○三年五月五日出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编者佚名，1969年7月)，页777转引自余汝信《1966年的中央文革小组》
〔4〕同〔2〕
〔5〕《周恩来在1966年9月19日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和院党委的讲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6〕陈龙《回忆敬爱的周总理对新华社工作的亲切关怀》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1977年版第247-265页;根据此文中的描述，周 恩来对于1966-1974年间重大新华社电讯都是亲自审定(笔者认为是只要周恩来在国内具备审阅条件)。虽然陶铸此时主管宣传，但是根据曾志的回忆，陶 铸认为江青根本够不上国家领导人的格，也仅仅就是能干个文化部副部长的缺，而且陶铸在刚刚结束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于江青的提议——批刘少奇和邓小平一事 根本不与理睬，因此笔者认为陶铸如果没有上层旨意根本无意对此如此般宣传;无独有偶，阎长贵先生在《文革初期对江青的宣传》一文中也如此质疑：在这篇通讯 中，江青不仅被置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而且排位很靠前、很突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偶然的、无意的，还是按当时新任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 部部长陶铸的指示做的?还是有其他利么人授意或安排的?均不得而知。
〔7〕《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第一、二版。
〔8〕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
〔9〕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05页
〔10〕《中共中央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1966.08.30;中发[66]439号
〔11〕王年一《文革漫谈》原手稿存于哈佛大学
〔12〕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95港：天地图书公司，1998)，页79;宋永毅《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像》;罗冰：〈官方秘密档案披露：周恩来参与批斗刘少奇〉，《争鸣》1999年第3期，页20笔者注：余汝信先生在其《1966年的中央文革小组》一文中对于江青出任第一副组长有不同的解释。
〔13〕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68页
〔14〕同〔12)
〔15〕《人民日报》1966年8月31日，第一版
〔16〕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5页
〔17〕《中央首长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勐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周恩来1966.10.06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8〕余汝信《1966年的中央文革小组》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608期2007年11月5日
〔19〕《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首长讲话选编》第四集(首都大专院校赴西南革命造反队编，中国京剧院红色革命人民战斗队翻印，1966年12月)，页60
〔20)同〔16〕
〔21〕《北邮东方红》(北京：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邮东方红公社主办)，1968年3月29日，第76期第1-4版1968年3月27日，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22〕穆欣《剑拔弩张：中央文革小组实录》《纵横》2006年第1期
〔23〕王广宇《关于中央文革建立下属机构的回忆》《党史博览》2005年11期
〔24〕北京工业学院运动办公室《大字报选编》北京1976第二卷16页引自 MacfarquharRoderickSchoenhalsMichael《Mao'sLastRevolution》 th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6p100
〔25〕王力《AnInsider'sAccountoftheCultureRevolution》第40-41页
〔26〕叶永烈《陈伯达传》;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05-306页
〔27〕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第255页
〔28〕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9〕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
〔30〕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1〕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
〔32〕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33〕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以及文革初期的政治格局，详见笔者的另一篇：文革初期的政治格局初探-“三驾马车”替代“两驾马车”
〔34〕北京师范大学主编《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五集》1978年版徐向前《鞠躬尽瘁砥柱中流——回忆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的片断》第1-9页
〔35〕具体官方宣称：可参阅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所有官方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对于江青在文革中对于周恩来的支持和保护一概不提。
〔36〕武汉造反派编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第2卷第137页
〔37〕首都红代会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红卫兵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井冈山”主办《周总理重要讲话》(1967.9.18)〉载《外事战报》1967年9月26日第2期第1版。
〔38〕具体可参加《吴法宪回忆录》杨银禄《江青在钓鱼台居住时的一些情况》等
〔39〕师东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前所未闻的周恩来》2000年3月第1版33-41页
〔40〕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
〔41〕穆新《中共党史资料》1999年第69期第86、88页
〔42〕Macfarquhar Roderick Schoenhals Michael 《Mao's Last Revolu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01 《王乃英交代材料》
〔43〕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79页;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
〔44〕阎长贵《文革初期对江青的宣传》《党史博览》2005年第1期_(网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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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高文谦：“很多体制内的人跟我说，没办法驳、驳不倒！”
【阿波罗新闻网 2013-10-23 讯】
作者纽约特约记者倪安
《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撰文《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回应他的前同事、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捷10月1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的 《驳<晚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丑化》一文。细心的读者如果把今天李捷的批判与9年前司马公对高文谦的批判对比一下，不难发现，今天的批判不过 是那次批判的简单重复，让人怀疑，当年在香港发文的司马公就是今天以实名亮相的李捷，否则何以整段照抄而无被揪抄袭之虞呢?今天“共识网”重新刊出了9年 司马公批文，正可供有心读者对比一番。有趣的是，423人在该文后表态，81%的人选择“犯晕”。本台今天对旅居纽约的高文谦进行了专访：
法广
：十年过去了为什么现在突然高调批判你的书?
高文谦：
现在重新批我的书是出于政治需要，今年是毛诞辰120周年，中共官方准备要大张旗鼓的庆祝。为什么这么做呢?这也跟习近平上台之后，为了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重新拾起了毛这把刀子，所谓“举毛旗、走老路”，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要“打通毛邓”，国内政治生态大幅度向左转。为什么拿《晚周》开刀，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
法广
：非毛的书不止你一本，为什么对你的书要特别加以批判?
高文谦
：我是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这是研究党的领导人的最高权威机构，专门给领袖人物编写传记、年谱和著作的。我的书用的都是官方的内部档案，有很 多都是讳莫如深的，通过我的书让它重见天日，让中国老百姓能够了解当时文革发生的真实情况，所以这本书杀伤力是非常大的。我的书出了之后，很多体制内的人 跟我说，没办法驳、驳不倒!为什么呢?他们看的材料我也看到了，他们为了政治需要掩盖的东西，我给它点出来了。这是他们认为非常难驳、非常之头疼的一件 事。
法广
：李捷的批判给出了什么新发现的史料吗?
高文谦
：这次批我的操刀手是李捷，实际上我们两个人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事过。他这次批判文章，说实在话，我真有点替他不好意思，完全是在炒冷饭，根本 不值一驳。他多处大段地抄十年前司马公批我文章的那些话。更让他砸牌子、说不过去的是，他抄都抄错了。你譬如说，“鞭炮事件问题”司马公当年引用张玉凤的 文章，说的是“1976年春节”时候毛放鞭炮，结果在李捷这篇文章里说成是1975年的除夕，连时间都抄错了。你一个堂堂的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的负责人，学 问做得如此之马虎、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实在是说不过去。我真不知道他怎么向上面交代?又怎么对得起被忽悠的社会大众?
法广
：既然你觉得他批你的文章不值一驳为什么还要下战书呢?
高文谦：
因为我跟李捷之争不是个人之争，而是关系到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什么大是大非呢?毛泽东已经死了多年了，但是他的幽灵还在中国游荡。习近平上台后大幅度向左转，捧毛，举毛旗，走老路，中国时局的发展，确实有重演文革惨剧的可能。因此，如何评价毛泽东，关系到中国今后的走向，是个大是大非问题。还有一个原因，这次是他主动找上门来找我，我起而迎战，因此也想借此机会给他下一道战书，来公开辩论毛泽东的功罪是非。我们可以各抒己见，我非常希望李捷有勇气接受我的挑战。
法广
：你觉得他会应战吗?
高文谦
：恐怕不大可能，但即便如此，我也得说这个话，因为它涉及中国今后的大是大非问题，事关重大。他现在扮演批“非毛化”的干将，而我又是个货真价实的“非毛化”分子，我们两个又都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过，熟悉官方档案，可以说，我们是旗鼓相当。如果他真有实事求是之意，真想把有把事情弄清楚的话，就应该应战。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如果他不敢接受，说明他胆怯心虚，手里没有真理。
《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撰文《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回应他的前同事、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捷10月1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的 《驳<晚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丑化》一文。细心的读者如果把今天李捷的批判与9年前司马公对高文谦的批判对比一下，不难发现，今天的批判不过 是那次批判的简单重复，让人怀疑，当年在香港发文的司马公就是今天以实名亮相的李捷，否则何以整段照抄而无被揪抄袭之虞呢?今天“共识网”重新刊出了9年 司马公批文，正可供有心读者对比一番。有趣的是，423人在该文后表态，81%的人选择“犯晕”。本台今天对旅居纽约的高文谦进行了专访：
法广
：十年过去了为什么现在突然高调批判你的书?
高文谦：
现在重新批我的书是出于政治需要，今年是毛诞辰120周年，中共官方准备要大张旗鼓的庆祝。为什么这么做呢?这也跟习近平上台之后，为了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重新拾起了毛这把刀子，所谓“举毛旗、走老路”，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要“打通毛邓”，国内政治生态大幅度向左转。为什么拿《晚周》开刀，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
法广
：非毛的书不止你一本，为什么对你的书要特别加以批判?
高文谦
：我是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这是研究党的领导人的最高权威机构，专门给领袖人物编写传记、年谱和著作的。我的书用的都是官方的内部档案，有很 多都是讳莫如深的，通过我的书让它重见天日，让中国老百姓能够了解当时文革发生的真实情况，所以这本书杀伤力是非常大的。我的书出了之后，很多体制内的人 跟我说，没办法驳、驳不倒!为什么呢?他们看的材料我也看到了，他们为了政治需要掩盖的东西，我给它点出来了。这是他们认为非常难驳、非常之头疼的一件 事。
法广
：李捷的批判给出了什么新发现的史料吗?
高文谦
：这次批我的操刀手是李捷，实际上我们两个人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事过。他这次批判文章，说实在话，我真有点替他不好意思，完全是在炒冷饭，根本 不值一驳。他多处大段地抄十年前司马公批我文章的那些话。更让他砸牌子、说不过去的是，他抄都抄错了。你譬如说，“鞭炮事件问题”司马公当年引用张玉凤的 文章，说的是“1976年春节”时候毛放鞭炮，结果在李捷这篇文章里说成是1975年的除夕，连时间都抄错了。你一个堂堂的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的负责人，学 问做得如此之马虎、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实在是说不过去。我真不知道他怎么向上面交代?又怎么对得起被忽悠的社会大众?
法广
：既然你觉得他批你的文章不值一驳为什么还要下战书呢?
高文谦：
因为我跟李捷之争不是个人之争，而是关系到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什么大是大非呢?毛泽东已经死了多年了，但是他的幽灵还在中国游荡。习近平上台后大幅度向左转，捧毛，举毛旗，走老路，中国时局的发展，确实有重演文革惨剧的可能。因此，如何评价毛泽东，关系到中国今后的走向，是个大是大非问题。还有一个原因，这次是他主动找上门来找我，我起而迎战，因此也想借此机会给他下一道战书，来公开辩论毛泽东的功罪是非。我们可以各抒己见，我非常希望李捷有勇气接受我的挑战。
法广
：你觉得他会应战吗?
高文谦
：恐怕不大可能，但即便如此，我也得说这个话，因为它涉及中国今后的大是大非问题，事关重大。他现在扮演批“非毛化”的干将，而我又是个货真价实的“非毛化”分子，我们两个又都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过，熟悉官方档案，可以说，我们是旗鼓相当。如果他真有实事求是之意，真想把有把事情弄清楚的话，就应该应战。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如果他不敢接受，说明他胆怯心虚，手里没有真理。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刘诗雨 来源：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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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革上“镜”看江青和周恩来谁怕谁？(组图)
【阿波罗新闻网 2013-10-21 讯】
文革中江青和总理谁怕谁?怎么说的都有，各执一词。有人问到我这里，我当仁不让，肯定总理怕江青，不信看看上“镜”的证据。在文革流行的革命化镜子上只有三位领导人上“镜”，毛泽东、林彪和江青，根本就轮不上周总理。
作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江青与不是正式成员但又是一位特殊负责人的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经常共同出现在公共场合，接见红卫兵与国外领导人。周恩来也曾在人民大会堂振臂高呼“誓死捍卫江青同志!”
粉碎“四人帮”以来，许多关于文革的书和文章，在谈到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时，都说文革一开始，江青就要把周恩来打倒，或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曾 任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后又被江青诬陷并遭受七年半囹圄之灾的阎长贵先生认为这样说不符合实际。不错，江青在周恩来面前，比较随便和放肆，有时发脾气，或 顶撞周恩来;对这些事和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我曾问过戚本禹，他告诉我：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很好，她之所以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那正是他们关系比 较好的表现，她怎么不敢在刘少奇、林彪面前发脾气?
关于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阎长贵也问过汪东兴，他说：“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非同一般，同她和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不一样。在文革中，总理说了很多赞扬江青的话。‘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就是首先由总理喊出来的。连主席都说，总理有点怕江青。”
从职位上讲，周恩来是常委中继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之后的第三位，江青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相差一大截。可江青又是毛主席夫人，“国母”面前，周恩来又表现得十分谦虚。
为什么江青能上“镜”，还不是沾了毛主席的光，第一夫人造成的。
粉碎“四人帮”以来，许多关于文革的书和文章，在谈到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时，都说文革一开始，江青就要把周恩来打倒，或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曾 任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后又被江青诬陷并遭受七年半囹圄之灾的阎长贵先生认为这样说不符合实际。不错，江青在周恩来面前，比较随便和放肆，有时发脾气，或 顶撞周恩来;对这些事和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我曾问过戚本禹，他告诉我：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很好，她之所以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那正是他们关系比 较好的表现，她怎么不敢在刘少奇、林彪面前发脾气?
关于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阎长贵也问过汪东兴，他说：“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非同一般，同她和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不一样。在文革中，总理说了很多赞扬江青的话。‘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就是首先由总理喊出来的。连主席都说，总理有点怕江青。”
从职位上讲，周恩来是常委中继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之后的第三位，江青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相差一大截。可江青又是毛主席夫人，“国母”面前，周恩来又表现得十分谦虚。
为什么江青能上“镜”，还不是沾了毛主席的光，第一夫人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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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骂周恩来老奸巨猾(图)
【阿波罗新闻网 2013-10-21 讯】
周恩来（左）1955年在社科院会见（右起）周扬、范文澜、翦伯赞。
据
文革期间的揭发材料，彭德怀曾经说周恩来：“他（指周总理）到哪里，像狗婆一样，后面跟了一大群。”彭德怀又说：“周恩来在党内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
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已。”彭德怀评价周恩来做事是“事务主义”。姑且不论这些揭发是否属实，彭德怀和周恩来之间确实存在着冲突。
周恩来与彭德怀的昔日恩怨根
彭
德怀一贯作风强硬，多次让周恩来等人下不了台。笔者司马清扬曾经从某种管道得知一件事。“抗美援朝”期间，彭德怀某日回国，带着一条志愿军战士所穿的裤子
与会。彭德怀开始对着在座的周恩来等人开炮，越说越激动。突然，彭德怀一把拿起这条裤子，两手一用力，将裤子撕裂成两半，骂道：这就是你们给我们的裤子！
是给人穿的么？在座诸公，无一不脸上变色。一刹那，竟然满屋失语，静默的，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可以听到。更有人注意到，周的脸上是红白交替，彭的脸则是黑如
包公。是否真实，尚有待更多材料来证实。
邱会作在其回忆录中说，周恩来曾经对他这么说过：“过去彭德怀骂人，黄克诚、洪学智就知道问我要东西。”周恩来还说：“军队后勤工作和国务院有密切的关系，过去彭德怀就知道问我要钱，向我发脾气。现在你把军队的事情办好，让我省事放心了，就是对我很大的帮助。”
知情人说：毛、刘、周都不希望彭成为政治局
常委，“高饶事件”的影响是巨大的。而林彪是军内唯一可以和彭德怀媲美功绩的人物，其次又具有年龄优势，可以以培养接班人的名义纳入常委，另外毛、刘、周
都能接受的是林彪是长期病号，很少出席会议，很少管事，不会来争权、分权。林彪当选常委则把彭成为常委的机会给堵住了。
周恩来参与批判彭德怀
罗瑞卿曾经撰文：“建国以后，在反对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历次斗争中，周总理都是毛主席路线的坚决捍卫者。”
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曾写过一个关于经济问题的报告，委托周恩来，进言毛泽东，但是周恩来推却不干。周恩来在“反冒进”被批判之后，再也不敢向毛泽东“谏言”了。
1959
年7月14日，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两天之后，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定下关于此事的处理方法―“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毛同时要求周恩来通知彭真等上
山。周恩来比刘少奇敏感得多。刘少奇当时还建议会议再开一周便结束，而周恩来在20日就批评了周惠，原来周惠批评了刘建勋等人的“假大空”。周恩来开始转
向。转向的同时，周恩来还故意回避李锐的话题。李锐在19日或者20日问周，毛对彭的这封信如何看待？周说没有什么吧。
此
时的毛泽东采取不同寻常的态度来警告周恩来：第一个是彭真一上山，就代替周恩来主持会议的讨论工作；第二个是在7月23日的讲话中多次提到周恩来，或点名
道姓，或旁敲侧击，诸如“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同时又说：“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
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没有经验。”这一切表明毛泽东对周恩来的非完全信任与敲打，但又警示周恩来要和毛站在一起。
7月23日，彭德怀对周恩来说：“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给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对此，周恩来一语点破：彭的“骨头是犯上”。周恩来的骨头在“反反冒进”之后就不再犯上了。在批彭的时候，周不忘向毛泽东表示忠心：“驯服就是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
彭德怀为什么骂周恩来老奸巨猾
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和彭德怀有过一段对话。
周恩来对彭德怀说：纲、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还有机械、财政、金融、外贸……上海的煤只有七天的储备。六个月的存量只有三百一十亿斤。去年增加了二千八十万人。按‘一五’经验，一元货币九点六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一九五六年，一比八点八就紧张了。”
彭德怀问：“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去讲一讲呢？”
周恩来支吾其词地：“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德怀感叹：“你们这些人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彭德怀指责周恩来“老奸巨猾”的意义或许并不单指此事。
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期间曾经严厉的批评了一帮中共大员，要他们学海瑞！
毛泽东在1958年12月到长沙做过短暂停留。其间，周小舟请毛观赏了湘剧《生死牌》。周小舟告诉毛，彭德怀11月在长沙看了这出海瑞的戏，非常喜欢。毛当时也表示喜欢《生死牌》，并欣赏海瑞这个角色。毛泽东还叫林克给他找来有关海瑞事迹的明史部份。
毛泽东说：“尽管海瑞骂了皇帝，但是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我们应当提倡海瑞这样一片忠诚而又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毛泽东还说：“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他一个人手里。列宁讲
要有反潮流的精神，各级领导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在党内要造成有话讲、
有缺点要改正的空气，批评缺点往往就有点痛苦的，但批评之后，改了就好了。不敢讲话无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级，怕没有面子，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离
婚，杀头，岳飞就是杀头才出名的。要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
毛
泽东大讲海瑞，提倡海瑞精神之余，还把《海瑞传》送给彭德怀，让彭向海瑞学习。4月5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抱怨他的下属“不大批评我的缺点”。毛泽东说：海
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同时也劝
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
周恩来答：看了。
毛泽东还对周说：“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了不正确的，也不批评斗争，这是庸俗。不打不相识嘛！”
毛泽东还以李锐写信为例，鼓动下属向他提意见，说不仅要有“骨头”还要有“肉”。但是胡乔木却说：引用海瑞的说法不止这一次，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
无论如何，学习“海瑞精神”是毛泽东在1959年4月2日至15日于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倡的。
彭
德怀上庐山前，对是否上山开会，有过犹豫。黄克诚说：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地说：“老总，咱们订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黄克诚说，可
惜彭德怀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毛泽东先引诱彭德怀“犯我”，然后再将“犯人”的重武器打向彭德怀。或许是最终还是没有抵挡住“真理
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诱惑，或许是要“为民鼓与呼”，也许是毛泽东说的看准了事要大胆干，当逆风袭来时要敢于“挡风”给以的
鼓励，彭德怀上了山。但是同在庐山上，也受到毛泽东特意点拨的周恩来，和彭德怀的表现却是大相迳庭。
周恩来几个月前还对弄虚作假的粮食产量数字表示关注，认为“那些谎言是基层迫于上级的压力编造出来的。”在庐山上的周恩来对此缄默了。彭德怀骂周恩来老奸巨猾是十分有道理的。
周恩来诡异照片曝光(图)
【阿波罗新闻网 2013-10-23 讯】
1955年4月11日，万隆会议前夕，“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案曾震惊国际。随后真相不断披露，时任中共总理周恩来预先已知道这起针对他的暗杀行动，但周为了自保和迷惑对手，临时改变路线却让其他人作了替死鬼。日前，网络曝光一张1955年4月16日上午金蝉脱壳的周恩来抵达新加坡加冷机场的照片。照片中周恩来诡异的眼神或泄露其当时的诡秘内心世界。
从照片上看，周恩来和许多随行人员在一起，大家都目视前方，行色匆匆，唯有周恩来微仰着头，向天空张望，目光诡异。
此前4月11日，周恩来原计划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机上有11人无辜遇难，而预先知悉暗杀计划的周恩来则金蝉脱壳。
“克什米尔公主号”有定时炸弹
综合多方报导，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万隆举行。周恩来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并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率团取道香港前往万隆。
4月3日，中共接到密报，国民党特务机关已获悉中共代表团行踪，可能采取行动。9日晚，进一步情报称，代表团所乘飞机将遭破坏，飞机上备有定时炸弹。周恩来立即要求通过外交渠道向英国政府交涉。
10日上午，中共外交部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恩，告知这一消息。新华社香港分社9日晚即将这一情况正式通知港英当局，还在11日两次约见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分公司经理。该经理表示一定严加防范，不让任何外人接近飞机。
在当年四月十一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出事前八天，中共就掌握了“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将被炸毁的情报。
“克什米尔公主号”依然起飞11人遇难
4月11日上午，“克什米尔公主号”准时到达北京，接载中共代表团和三名外国记者，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周恩来不在飞机上。12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香港启德机场，休息加油后飞印尼首都万隆。
下午6时30分，机舱内突然发出爆炸声，随即多处起火。机长决定强行降落，并用无线电发出三次求救信号。雅加达机场得知周恩来不在机上，信号中断。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飞机坠入大海，炸成几段。除三名机组人员奇迹生还，机上其余11人全部遇难。
周恩来“丢卒保车金蝉脱壳”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目标直指周恩来，但周恩来却临时改变了路线，金蝉脱壳，从昆明取道仰光到达雅加达。
4月7日，周恩来和陈毅率代表团从北京乘伊尔—14飞机首先飞昆明。4月14日清晨7时15分，周恩来一行26人乘坐从印度航空公司租借的另一架专机“空中霸王号”自昆明起飞，前往仰光。当地时间上午10点30分，“空中霸王号”降落在仰光机场。
4月16日凌晨，周恩来一行由仰光飞往雅加达。“空中霸王号”飞行8个小时进入新加坡空域，正赶上航线前方有雷雨区。飞机无法飞越雷雨区，4月16日上午飞机降落新加坡加冷机场。4月16日晚6时，周恩来到达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周恩来为保命让别人做了替死鬼
“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失事后，香港警方随即展开艰苦的调查，一无所获。后来还是根据中共提供的情报才破了案。中共明确告知事件是国民党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策动，主谋赵斌成，指挥者金建夫，执行者是香港机场地勤人员周驹，使用的定时炸弹是从台湾基隆秘密运到香港。
调查人员非常困惑不解：既然周恩来对这事了如指掌，为什么还要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按原计划飞行，去送死呢?原来周恩来为迷惑台湾香港情报站不再改变计划，确保自己的安全，让包括自己司机在内的11名中外菁英去送死。据周恩来后来说，这叫做“声东击西”、“丢车保帅”。
1955年4月11日，万隆会议前夕，“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案曾震惊国际。随后真相不断披露，时任中共总理周恩来预先已知道这起针对他的暗杀行动，但周为了自保和迷惑对手，临时改变路线却让其他人作了替死鬼。日前，网络曝光一张1955年4月16日上午金蝉脱壳的周恩来抵达新加坡加冷机场的照片。照片中周恩来诡异的眼神或泄露其当时的诡秘内心世界。
从照片上看，周恩来和许多随行人员在一起，大家都目视前方，行色匆匆，唯有周恩来微仰着头，向天空张望，目光诡异。
此前4月11日，周恩来原计划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机上有11人无辜遇难，而预先知悉暗杀计划的周恩来则金蝉脱壳。
“克什米尔公主号”有定时炸弹
综合多方报导，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万隆举行。周恩来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并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率团取道香港前往万隆。
4月3日，中共接到密报，国民党特务机关已获悉中共代表团行踪，可能采取行动。9日晚，进一步情报称，代表团所乘飞机将遭破坏，飞机上备有定时炸弹。周恩来立即要求通过外交渠道向英国政府交涉。
10日上午，中共外交部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恩，告知这一消息。新华社香港分社9日晚即将这一情况正式通知港英当局，还在11日两次约见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分公司经理。该经理表示一定严加防范，不让任何外人接近飞机。
在当年四月十一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出事前八天，中共就掌握了“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将被炸毁的情报。
“克什米尔公主号”依然起飞11人遇难
4月11日上午，“克什米尔公主号”准时到达北京，接载中共代表团和三名外国记者，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周恩来不在飞机上。12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香港启德机场，休息加油后飞印尼首都万隆。
下午6时30分，机舱内突然发出爆炸声，随即多处起火。机长决定强行降落，并用无线电发出三次求救信号。雅加达机场得知周恩来不在机上，信号中断。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飞机坠入大海，炸成几段。除三名机组人员奇迹生还，机上其余11人全部遇难。
周恩来“丢卒保车金蝉脱壳”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目标直指周恩来，但周恩来却临时改变了路线，金蝉脱壳，从昆明取道仰光到达雅加达。
4月7日，周恩来和陈毅率代表团从北京乘伊尔—14飞机首先飞昆明。4月14日清晨7时15分，周恩来一行26人乘坐从印度航空公司租借的另一架专机“空中霸王号”自昆明起飞，前往仰光。当地时间上午10点30分，“空中霸王号”降落在仰光机场。
4月16日凌晨，周恩来一行由仰光飞往雅加达。“空中霸王号”飞行8个小时进入新加坡空域，正赶上航线前方有雷雨区。飞机无法飞越雷雨区，4月16日上午飞机降落新加坡加冷机场。4月16日晚6时，周恩来到达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周恩来为保命让别人做了替死鬼
“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失事后，香港警方随即展开艰苦的调查，一无所获。后来还是根据中共提供的情报才破了案。中共明确告知事件是国民党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策动，主谋赵斌成，指挥者金建夫，执行者是香港机场地勤人员周驹，使用的定时炸弹是从台湾基隆秘密运到香港。
调查人员非常困惑不解：既然周恩来对这事了如指掌，为什么还要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按原计划飞行，去送死呢?原来周恩来为迷惑台湾香港情报站不再改变计划，确保自己的安全，让包括自己司机在内的11名中外菁英去送死。据周恩来后来说，这叫做“声东击西”、“丢车保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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