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周恩来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提到，中国有百万以上的士兵阵亡或受伤（显然是指到1939年8月为止）。他说，在这个数字当中，八路军伤亡仅有三万人，新四军则为一千人。换句话说，抗战打了两年多，依照中共自己的说法，共产党在整个伤亡人数中只占百分之三。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在重庆的周恩来给新华日报题诗：“千古奇冤，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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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密信：国军伤亡百万 新四军仅一千 图
1940年1月，周恩来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提到，中国有百万以上的士兵阵亡或受伤（显然是指到1939年8月为止）。他说，在这个数字当中，八路军伤亡仅有三万人，新四军则为一千人。换句话说，抗战打了两年多，依照中共自己的说法，共产党在整个伤亡人数中只占百分之三。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在重庆的周恩来给新华日报题诗：“千古奇冤，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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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死前悲凉：天降异象自知来日无多 图
中国古人常常讲，人事发生巨大的变化，会通过天象预示出来。陨石在吉林坠落，让毛泽东多少想到了与自己生命的联系。在后来的很多天内，这颗巨大陨石的坠落情景一直在眼前浮现。他能够感到陨石落地的震动，也能够感到陨石沉重的分量，那和自己身体的沉重是一样的，在天上待不住了，就要落到地上，落到地上安稳。他想到陨石雨中有三块较大的陨石，便联系到周恩来已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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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专职图书管理员弄巧成拙 自曝毛丑闻
【新唐人2016年03月27日讯】（新唐人记者李慧心综合报导）毛泽东时代有没有贪腐？毛泽东是清官还是贪官？这是中国大陆的左派和右派争执不断的话题。不过，虽然〝毛粉〞们拚命为毛泽东戴上清廉的高帽，实际上很多关于毛泽东奢侈腐败的真相都已被不断曝光出来。近日，有学者撰文披露，毛泽东生前最后十年的专职图书管理员徐中远，为溢美毛泽东而写的《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却弄巧成拙地把毛泽东和那个时代的最高层官员无处不在的特权现象展露无遗。
《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出版于2012年1月1日。作者徐中远是毛泽东晚年专职图书服务管理工作人员。据说，徐中远对毛泽东最后十年读书的各种情况非常熟知，他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回忆、搜集、整理，把为毛泽东做图书服务管理工作的所见所闻写成该书。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3月25日刊登署名胡少江的评论文章，提到了徐中远撰写的这本书。文章表示，徐中远是一位为与毛泽东的亲近关系感到自豪的〝毛粉〞，《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充满了徐对毛泽东的溢美之言。
文章说，徐中远的本意是借讲述毛泽东读书的故事，希望能让外界对毛泽东所谓的〝博览群书〞感到佩服。不过，未曾料到，徐中远无意之中把中共官员受到制度保护的特权展示在众人面前。书里其中一个章节，详细叙述了徐本人动员大量人力物力为毛泽东查找笑话书，正是自曝中共特权阶层腐败的例子。
1974年1月，毛泽东的贴身秘书张玉凤致电正在家中休假的徐中远，要求他马上为毛泽东找一些线装大字本的笑话书。徐领命后，自然是不遗余力地为〝最高领袖〞服务。据书中叙述，徐首先在北京图书馆为毛找到了4种9册笑话书。在第二天被告知那些书不理想后，徐又到北京图书馆、中共中央办公厅图书馆和毛的存书处，找到笑话书14种21册送毛处，随后还将其中的两种：《新笑林一千种》和《历代笑话选》专门为毛印成大字本。
此后，徐中远更是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为毛泽东找笑话书。当年的2月到6月，徐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动员了数十家单位为毛泽东找笑话书，其中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中国书店、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共中央宣传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中共中央党校、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图书馆等，使用的人员数以百计。其中，单是为了印制给毛泽东看的大字本的笑话书刻字模，就征用了20多位全国顶级的刻字技师，并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胡少江以今天的市场价格来评估，徐中远在半年之内动员了数以百计官员、知识分子和技术工匠们，花费的国家财政至少数以百万计。而中共宣传系统和毛粉们常常刻意宣传毛泽东的工资只有四百元，毛泽东的吃穿朴素等，让一些不明白真相的民众也在中共不断刻意重复的宣传中认可了关于毛泽东廉洁的神话。
胡少江认为，徐中远所讲述的花费巨款为毛泽东找笑话的历史事实，多多少少地还原了一些被谎言刻意掩盖的历史真相。
北京历史学者章立凡对中共宣传的毛泽东仅四百元工资评论说，当时中国人的工资，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毛的生活大大超过了普通人，说他清廉，有违史实。
据统计，中国各地为毛泽东建立的行宫就有61处。其中有部分就是在1960年前后，正值中国大饥荒时期，而盖行宫花费的巨资足以充当几千万人的口粮。
1959年，毛泽东到韶山故居水库游泳，认为这里是避暑疗养的好处所。第二年这里便耸立起一座仿中南海毛泽东住处的别墅群，集办公室、卧室、卫生间、图书室于一体的〝滴水洞〞工程，后来还有了防原子弹的地下行宫。造价达1亿元。
另一方面，毛泽东一向被宣传为在1959年到1961年三年饥荒时期，〝不吃肉〞、与人民〝患难与共〞。可是，据中共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的《毛泽东遗物事典》记载中可以看出，60年代初毛泽东迷上了西式大餐，仅西菜菜谱就包括七大系列，而且他对猪肉情有独钟，光是西菜的猪肉类，毛泽东就吃过至少八种烹饪方式。
在70年代时，为了解决毛泽东的抽烟问题，中共成立了132小组，专门特制四川甚邡雪茄。
作家张戎在她的书中写道：〝毛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像他和他的后继者宣传的那样‘艰苦朴素’呢？出现在人前时，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毛都不给人一种骄奢淫逸的印象。他不喜欢豪华，一般人眼中的奢侈品，不论是金子铸的水龙头还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名画，都与他无缘。然而，他并非为了人民的利益在牺牲自己，只是他所要的东西不同。凡是他想要的，他都随心所欲地拿取，对国家钱财毫不顾惜。〞
文章最后还说，毛泽东死后后还在继续奢侈。他的继任者花巨资，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修了一幢大房子，让他一个人住在里面。他睡的床也非常昂贵，全水晶的。
责任编辑：唐睿
相关标签： 毛泽东 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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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新唐人电视台 - 全文推荐 http://www.ntdtv.com/xtr/gb/2016/03/28/a1259645.html
《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出版于2012年1月1日。作者徐中远是毛泽东晚年专职图书服务管理工作人员。据说，徐中远对毛泽东最后十年读书的各种情况非常熟知，他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回忆、搜集、整理，把为毛泽东做图书服务管理工作的所见所闻写成该书。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3月25日刊登署名胡少江的评论文章，提到了徐中远撰写的这本书。文章表示，徐中远是一位为与毛泽东的亲近关系感到自豪的〝毛粉〞，《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充满了徐对毛泽东的溢美之言。
文章说，徐中远的本意是借讲述毛泽东读书的故事，希望能让外界对毛泽东所谓的〝博览群书〞感到佩服。不过，未曾料到，徐中远无意之中把中共官员受到制度保护的特权展示在众人面前。书里其中一个章节，详细叙述了徐本人动员大量人力物力为毛泽东查找笑话书，正是自曝中共特权阶层腐败的例子。
1974年1月，毛泽东的贴身秘书张玉凤致电正在家中休假的徐中远，要求他马上为毛泽东找一些线装大字本的笑话书。徐领命后，自然是不遗余力地为〝最高领袖〞服务。据书中叙述，徐首先在北京图书馆为毛找到了4种9册笑话书。在第二天被告知那些书不理想后，徐又到北京图书馆、中共中央办公厅图书馆和毛的存书处，找到笑话书14种21册送毛处，随后还将其中的两种：《新笑林一千种》和《历代笑话选》专门为毛印成大字本。
此后，徐中远更是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为毛泽东找笑话书。当年的2月到6月，徐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动员了数十家单位为毛泽东找笑话书，其中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中国书店、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共中央宣传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中共中央党校、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图书馆等，使用的人员数以百计。其中，单是为了印制给毛泽东看的大字本的笑话书刻字模，就征用了20多位全国顶级的刻字技师，并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胡少江以今天的市场价格来评估，徐中远在半年之内动员了数以百计官员、知识分子和技术工匠们，花费的国家财政至少数以百万计。而中共宣传系统和毛粉们常常刻意宣传毛泽东的工资只有四百元，毛泽东的吃穿朴素等，让一些不明白真相的民众也在中共不断刻意重复的宣传中认可了关于毛泽东廉洁的神话。
胡少江认为，徐中远所讲述的花费巨款为毛泽东找笑话的历史事实，多多少少地还原了一些被谎言刻意掩盖的历史真相。
北京历史学者章立凡对中共宣传的毛泽东仅四百元工资评论说，当时中国人的工资，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毛的生活大大超过了普通人，说他清廉，有违史实。
据统计，中国各地为毛泽东建立的行宫就有61处。其中有部分就是在1960年前后，正值中国大饥荒时期，而盖行宫花费的巨资足以充当几千万人的口粮。
1959年，毛泽东到韶山故居水库游泳，认为这里是避暑疗养的好处所。第二年这里便耸立起一座仿中南海毛泽东住处的别墅群，集办公室、卧室、卫生间、图书室于一体的〝滴水洞〞工程，后来还有了防原子弹的地下行宫。造价达1亿元。
另一方面，毛泽东一向被宣传为在1959年到1961年三年饥荒时期，〝不吃肉〞、与人民〝患难与共〞。可是，据中共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的《毛泽东遗物事典》记载中可以看出，60年代初毛泽东迷上了西式大餐，仅西菜菜谱就包括七大系列，而且他对猪肉情有独钟，光是西菜的猪肉类，毛泽东就吃过至少八种烹饪方式。
在70年代时，为了解决毛泽东的抽烟问题，中共成立了132小组，专门特制四川甚邡雪茄。
作家张戎在她的书中写道：〝毛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像他和他的后继者宣传的那样‘艰苦朴素’呢？出现在人前时，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毛都不给人一种骄奢淫逸的印象。他不喜欢豪华，一般人眼中的奢侈品，不论是金子铸的水龙头还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名画，都与他无缘。然而，他并非为了人民的利益在牺牲自己，只是他所要的东西不同。凡是他想要的，他都随心所欲地拿取，对国家钱财毫不顾惜。〞
文章最后还说，毛泽东死后后还在继续奢侈。他的继任者花巨资，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修了一幢大房子，让他一个人住在里面。他睡的床也非常昂贵，全水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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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沙洲：炎黄春秋发忆赵紫阳长文释重大信号
据新唐人援引香港出版的最新一期《前哨》杂志日前透露，习近平在今年过年前，特意派出心腹探望了《炎黄春秋》社长、前中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以及杂志编委、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杜光等人，并主动谈及《炎黄春秋》的事情。据称，习近平心腹很关心杂志社的最新情况，语气中透露对杂志的肯定。并赠话：好好总结经验，规划好下一步的报导内容。
紧接着，报导称，就在这次〝拜会〞后，2016年2月号的《炎黄春秋》当即刊登了一篇回忆赵紫阳的长文。这篇忆赵文章的作者，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任赵紫阳秘书4年的李湘鲁。这篇题为《回忆一位站在改革前沿的长者》的万言长文没有任何内幕与爆炸性新闻，也无只字提到1989年〝六四〞、赵下台后被软禁等内容，几乎通篇都在描述赵的学识、为人、改革思想和作风。报导称，《炎黄春秋》以如此大的篇幅忆述一个因为〝六四〞被罢黜、且被官方称为〝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前领导人，不能说不是一个大胆的举动。
笔者以为，《炎黄春秋》刊登回忆赵紫阳的文章，或许意味着这是习近平当局有意为前中共领导人赵紫阳以及1989年轰动世界的〝六四〞事件作出平反而释出的强烈信号。而习当局去年〝六四〞之前，曾为平反〝六四〞作出过回复。
据大纪元2015年6月4日一篇报导称，2015年4月，多次向中共呼吁平反〝六四〞的胡启立，再次致信中共政治局、人大、国务院、政协，就〝六四〞事件发出呼吁，并提出四点看法。（一）对〝六四〞事件的定性、处理作出纠正和新评价；（二）对事件的引发、发展、演变和结局作出评价；（三）对事件中学生、民众（包括官员、公职人员）中的主流，作出新的政治上、法律上评价；（四）设立〝六四〞事件善后小组，对事件中受到不幸伤害人士家属作出妥善、优厚安抚。报导称，据知，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此做出回复：事件已做了结论，不会讨论、不会修改。原则上对因〝六四〞事件出走海外的人员返国不会阻碍。
从这份回复看，虽然不够详细，倒也相对明确，一是表明该问题已经〝做了结论〞；二是已经作出的结论既〝不会讨论〞，也〝不会修改〞；三是因〝六四〞事件出走海外的人员可以回国了。那么，既然习当局对〝六四〞已经〝做了结论〞，为何至今还没有对外公开并执行呢？笔者以为，主要是因为如果要为〝六四〞作出平反，首先是要对因涉及〝六四〞事件而下台的二位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作出平反。这二位中共前领导人是平反〝六四〞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中共中央书记处给胡启立作出的〝回复〞，让外界了解到习当局对于处理〝六四〞事件的态度是，先将〝六四〞事件的性质定下来，再来为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进行平反。当然，习当局不能痛快作出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因为江派人马的拼死阻挠。
江泽民是踏着〝六四〞事件的血迹上位的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所以江泽民及其江派利益集团最害怕为〝六四〞平反。2004年，江泽民被迫交出最后一项大权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一职时，对中共十六大新一届常委会明言：今后不得为〝六四〞翻案。可见江泽民及其江派血债帮对于平反〝六四〞是何等地恐惧。
至今，为〝六四〞平反依然成为所有江派人马的忌讳，自然也就成为了主管意识形态和文宣系统的刘云山的大忌。关于这一点，报导称，有香港媒体披露，习近平派遣心腹前往大陆开明时政杂志《炎黄春秋》探望社长杜导正，分析人士认为，这或是习近平反击宣传口对其〝高级黑〞的一个信号。笔者却认为，习近平派遣心腹探望《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遂《炎黄春秋》刊出赵紫阳秘书忆赵紫阳的长文，是习当局为平反〝六四〞所做的一个规定动作，是计画中的事情。接下来，在纪念赵紫阳活动方面，习当局或许会像去年纪念胡耀邦一样有更大的动作。
去年11月20日，是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冥诞100周年，习近平当局为胡举行了系列高规格纪念活动。在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偕中共政治局其他6名常委出席纪念座谈会，并发表了约30分钟、全文近5,000字的讲话，高度评价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推动改革与反腐等。当时的报导称，这是胡耀邦自1989年4月15日因病猝死以来历次纪念活动中规格最高的一次，与已故前中共大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相比，其纪念的规格并不逊色。当时，高调纪念胡耀邦这位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邓小平等中共大佬逼下台的前总书记，引起了外界普遍关注。彼时亦有发出不同声音的人称，中共残忍、血腥、没人性，连无辜学生都要痛下杀手，有什么资格平反〝六四〞？直接推翻中共就行了。
笔者以为，平反的过程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给予正名的过程，它还是对犯有杀戮罪、反人类罪等所有严重罪行进行清算的过程，也是执政者对过去进行彻底反思的过程。这大概可以算是当今一切有待政治转型的国家最先进、最流行的做法了。比起用革命的手段来推翻一个政权，和平地进行政治转型怕是当前成本最低、牺牲最小的一种转型方式了。因此，平反、清算、反思、道歉等等，也就成为了当代政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中共自1949年窃取政权以来，从土改开始，历经了三反五反、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大屠杀和大规模迫害法轮功，等等，造成了7,500万至8,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当中，既有为国民党做过事的人，也有无辜的善良百姓；既有所谓的资本家、地主、富农、知识份子、异议人士和宗教信仰人士，也有为中共扛枪打仗的自己人。迫害手段之残忍、非正常死亡人数之多，为古今中外所罕见。习近平当局如果有意在反腐〝打虎〞倒江之后着手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平反冤假错案将成为一个浩大的工程。由此来看，早日抓捕江泽民、曾庆红及所有江派重要骨干、亲信等，并早日清算他们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在时间上就显得格外紧迫了。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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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报导称，就在这次〝拜会〞后，2016年2月号的《炎黄春秋》当即刊登了一篇回忆赵紫阳的长文。这篇忆赵文章的作者，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任赵紫阳秘书4年的李湘鲁。这篇题为《回忆一位站在改革前沿的长者》的万言长文没有任何内幕与爆炸性新闻，也无只字提到1989年〝六四〞、赵下台后被软禁等内容，几乎通篇都在描述赵的学识、为人、改革思想和作风。报导称，《炎黄春秋》以如此大的篇幅忆述一个因为〝六四〞被罢黜、且被官方称为〝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前领导人，不能说不是一个大胆的举动。
笔者以为，《炎黄春秋》刊登回忆赵紫阳的文章，或许意味着这是习近平当局有意为前中共领导人赵紫阳以及1989年轰动世界的〝六四〞事件作出平反而释出的强烈信号。而习当局去年〝六四〞之前，曾为平反〝六四〞作出过回复。
据大纪元2015年6月4日一篇报导称，2015年4月，多次向中共呼吁平反〝六四〞的胡启立，再次致信中共政治局、人大、国务院、政协，就〝六四〞事件发出呼吁，并提出四点看法。（一）对〝六四〞事件的定性、处理作出纠正和新评价；（二）对事件的引发、发展、演变和结局作出评价；（三）对事件中学生、民众（包括官员、公职人员）中的主流，作出新的政治上、法律上评价；（四）设立〝六四〞事件善后小组，对事件中受到不幸伤害人士家属作出妥善、优厚安抚。报导称，据知，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此做出回复：事件已做了结论，不会讨论、不会修改。原则上对因〝六四〞事件出走海外的人员返国不会阻碍。
从这份回复看，虽然不够详细，倒也相对明确，一是表明该问题已经〝做了结论〞；二是已经作出的结论既〝不会讨论〞，也〝不会修改〞；三是因〝六四〞事件出走海外的人员可以回国了。那么，既然习当局对〝六四〞已经〝做了结论〞，为何至今还没有对外公开并执行呢？笔者以为，主要是因为如果要为〝六四〞作出平反，首先是要对因涉及〝六四〞事件而下台的二位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作出平反。这二位中共前领导人是平反〝六四〞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中共中央书记处给胡启立作出的〝回复〞，让外界了解到习当局对于处理〝六四〞事件的态度是，先将〝六四〞事件的性质定下来，再来为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进行平反。当然，习当局不能痛快作出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因为江派人马的拼死阻挠。
江泽民是踏着〝六四〞事件的血迹上位的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所以江泽民及其江派利益集团最害怕为〝六四〞平反。2004年，江泽民被迫交出最后一项大权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一职时，对中共十六大新一届常委会明言：今后不得为〝六四〞翻案。可见江泽民及其江派血债帮对于平反〝六四〞是何等地恐惧。
至今，为〝六四〞平反依然成为所有江派人马的忌讳，自然也就成为了主管意识形态和文宣系统的刘云山的大忌。关于这一点，报导称，有香港媒体披露，习近平派遣心腹前往大陆开明时政杂志《炎黄春秋》探望社长杜导正，分析人士认为，这或是习近平反击宣传口对其〝高级黑〞的一个信号。笔者却认为，习近平派遣心腹探望《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遂《炎黄春秋》刊出赵紫阳秘书忆赵紫阳的长文，是习当局为平反〝六四〞所做的一个规定动作，是计画中的事情。接下来，在纪念赵紫阳活动方面，习当局或许会像去年纪念胡耀邦一样有更大的动作。
去年11月20日，是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冥诞100周年，习近平当局为胡举行了系列高规格纪念活动。在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偕中共政治局其他6名常委出席纪念座谈会，并发表了约30分钟、全文近5,000字的讲话，高度评价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推动改革与反腐等。当时的报导称，这是胡耀邦自1989年4月15日因病猝死以来历次纪念活动中规格最高的一次，与已故前中共大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相比，其纪念的规格并不逊色。当时，高调纪念胡耀邦这位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邓小平等中共大佬逼下台的前总书记，引起了外界普遍关注。彼时亦有发出不同声音的人称，中共残忍、血腥、没人性，连无辜学生都要痛下杀手，有什么资格平反〝六四〞？直接推翻中共就行了。
笔者以为，平反的过程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给予正名的过程，它还是对犯有杀戮罪、反人类罪等所有严重罪行进行清算的过程，也是执政者对过去进行彻底反思的过程。这大概可以算是当今一切有待政治转型的国家最先进、最流行的做法了。比起用革命的手段来推翻一个政权，和平地进行政治转型怕是当前成本最低、牺牲最小的一种转型方式了。因此，平反、清算、反思、道歉等等，也就成为了当代政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中共自1949年窃取政权以来，从土改开始，历经了三反五反、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大屠杀和大规模迫害法轮功，等等，造成了7,500万至8,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当中，既有为国民党做过事的人，也有无辜的善良百姓；既有所谓的资本家、地主、富农、知识份子、异议人士和宗教信仰人士，也有为中共扛枪打仗的自己人。迫害手段之残忍、非正常死亡人数之多，为古今中外所罕见。习近平当局如果有意在反腐〝打虎〞倒江之后着手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平反冤假错案将成为一个浩大的工程。由此来看，早日抓捕江泽民、曾庆红及所有江派重要骨干、亲信等，并早日清算他们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在时间上就显得格外紧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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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中共历史：平型关大捷？到底是谁在剽窃谁？组图
是平型关还是台儿庄？历史学者姜克实为我们还原一个真实的从前：拍摄的地形、战士的着装、军队的番号，在1939发行的摄影大师伊文思的纪录影片《四万万人民》中找到了答案。是事实还是个谎言？是言辞凿凿还是移花接木？以下是文章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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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说，徐中远的本意是借讲述毛泽东读书的故事，希望能让外界对毛泽东所谓的〝博览群书〞感到佩服。不过，未曾料到，徐中远无意之中把中共官员受到制度保护的特权展示在众人面前。书里其中一个章节，详细叙述了徐本人动员大量人力物力为毛泽东查找笑话书，正是自曝中共特权阶层腐败的例子。
1974年1月，毛泽东的贴身秘书张玉凤致电正在家中休假的徐中远，要求他马上为毛泽东找一些线装大字本的笑话书。徐领命后，自然是不遗余力地为〝最高领袖〞服务。据书中叙述，徐首先在北京图书馆为毛找到了4种9册笑话书。在第二天被告知那些书不理想后，徐又到北京图书馆、中共中央办公厅图书馆和毛的存书处，找到笑话书14种21册送毛处，随后还将其中的两种：《新笑林一千种》和《历代笑话选》专门为毛印成大字本。
此后，徐中远更是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为毛泽东找笑话书。当年的2月到6月，徐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动员了数十家单位为毛泽东找笑话书，其中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中国书店、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共中央宣传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中共中央党校、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图书馆等，使用的人员数以百计。其中，单是为了印制给毛泽东看的大字本的笑话书刻字模，就征用了20多位全国顶级的刻字技师，并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胡少江以今天的市场价格来评估，徐中远在半年之内动员了数以百计官员、知识分子和技术工匠们，花费的国家财政至少数以百万计。而中共宣传系统和毛粉们常常刻意宣传毛泽东的工资只有四百元，毛泽东的吃穿朴素等，让一些不明白真相的民众也在中共不断刻意重复的宣传中认可了关于毛泽东廉洁的神话。
胡少江认为，徐中远所讲述的花费巨款为毛泽东找笑话的历史事实，多多少少地还原了一些被谎言刻意掩盖的历史真相。
北京历史学者章立凡对中共宣传的毛泽东仅四百元工资评论说，当时中国人的工资，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毛的生活大大超过了普通人，说他清廉，有违史实。
据统计，中国各地为毛泽东建立的行宫就有61处。其中有部分就是在1960年前后，正值中国大饥荒时期，而盖行宫花费的巨资足以充当几千万人的口粮。
1959年，毛泽东到韶山故居水库游泳，认为这里是避暑疗养的好处所。第二年这里便耸立起一座仿中南海毛泽东住处的别墅群，集办公室、卧室、卫生间、图书室于一体的〝滴水洞〞工程，后来还有了防原子弹的地下行宫。造价达1亿元。
另一方面，毛泽东一向被宣传为在1959年到1961年三年饥荒时期，〝不吃肉〞、与人民〝患难与共〞。可是，据中共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的《毛泽东遗物事典》记载中可以看出，60年代初毛泽东迷上了西式大餐，仅西菜菜谱就包括七大系列，而且他对猪肉情有独钟，光是西菜的猪肉类，毛泽东就吃过至少八种烹饪方式。
在70年代时，为了解决毛泽东的抽烟问题，中共成立了132小组，专门特制四川甚邡雪茄。
作家张戎在她的书中写道：〝毛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像他和他的后继者宣传的那样‘艰苦朴素’呢？出现在人前时，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毛都不给人一种骄奢淫逸的印象。他不喜欢豪华，一般人眼中的奢侈品，不论是金子铸的水龙头还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名画，都与他无缘。然而，他并非为了人民的利益在牺牲自己，只是他所要的东西不同。凡是他想要的，他都随心所欲地拿取，对国家钱财毫不顾惜。〞
文章最后还说，毛泽东去世后还在继续奢侈着。他的继任者花巨资，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修了一幢大房子，让他一个人住在里面。他睡的床也非常昂贵，全水晶的。
责任编辑：唐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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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新唐人电视台 - 全文推荐 http://www.ntdtv.com/xtr/gb/2016/03/27/a1259645.html
《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出版于2012年1月1日。作者徐中远是毛泽东晚年专职图书服务管理工作人员。据说，徐中远对毛泽东最后十年读书的各种情况非常熟知，他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回忆、搜集、整理，把为毛泽东做图书服务管理工作的所见所闻写成该书。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3月25日刊登署名胡少江的评论文章，提到了徐中远撰写的这本书。文章表示，徐中远是一位为与毛泽东的亲近关系感到自豪的〝毛粉〞，《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充满了徐对毛泽东的溢美之言。
文章说，徐中远的本意是借讲述毛泽东读书的故事，希望能让外界对毛泽东所谓的〝博览群书〞感到佩服。不过，未曾料到，徐中远无意之中把中共官员受到制度保护的特权展示在众人面前。书里其中一个章节，详细叙述了徐本人动员大量人力物力为毛泽东查找笑话书，正是自曝中共特权阶层腐败的例子。
1974年1月，毛泽东的贴身秘书张玉凤致电正在家中休假的徐中远，要求他马上为毛泽东找一些线装大字本的笑话书。徐领命后，自然是不遗余力地为〝最高领袖〞服务。据书中叙述，徐首先在北京图书馆为毛找到了4种9册笑话书。在第二天被告知那些书不理想后，徐又到北京图书馆、中共中央办公厅图书馆和毛的存书处，找到笑话书14种21册送毛处，随后还将其中的两种：《新笑林一千种》和《历代笑话选》专门为毛印成大字本。
此后，徐中远更是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为毛泽东找笑话书。当年的2月到6月，徐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动员了数十家单位为毛泽东找笑话书，其中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中国书店、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共中央宣传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中共中央党校、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图书馆等，使用的人员数以百计。其中，单是为了印制给毛泽东看的大字本的笑话书刻字模，就征用了20多位全国顶级的刻字技师，并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胡少江以今天的市场价格来评估，徐中远在半年之内动员了数以百计官员、知识分子和技术工匠们，花费的国家财政至少数以百万计。而中共宣传系统和毛粉们常常刻意宣传毛泽东的工资只有四百元，毛泽东的吃穿朴素等，让一些不明白真相的民众也在中共不断刻意重复的宣传中认可了关于毛泽东廉洁的神话。
胡少江认为，徐中远所讲述的花费巨款为毛泽东找笑话的历史事实，多多少少地还原了一些被谎言刻意掩盖的历史真相。
北京历史学者章立凡对中共宣传的毛泽东仅四百元工资评论说，当时中国人的工资，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毛的生活大大超过了普通人，说他清廉，有违史实。
据统计，中国各地为毛泽东建立的行宫就有61处。其中有部分就是在1960年前后，正值中国大饥荒时期，而盖行宫花费的巨资足以充当几千万人的口粮。
1959年，毛泽东到韶山故居水库游泳，认为这里是避暑疗养的好处所。第二年这里便耸立起一座仿中南海毛泽东住处的别墅群，集办公室、卧室、卫生间、图书室于一体的〝滴水洞〞工程，后来还有了防原子弹的地下行宫。造价达1亿元。
另一方面，毛泽东一向被宣传为在1959年到1961年三年饥荒时期，〝不吃肉〞、与人民〝患难与共〞。可是，据中共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的《毛泽东遗物事典》记载中可以看出，60年代初毛泽东迷上了西式大餐，仅西菜菜谱就包括七大系列，而且他对猪肉情有独钟，光是西菜的猪肉类，毛泽东就吃过至少八种烹饪方式。
在70年代时，为了解决毛泽东的抽烟问题，中共成立了132小组，专门特制四川甚邡雪茄。
作家张戎在她的书中写道：〝毛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像他和他的后继者宣传的那样‘艰苦朴素’呢？出现在人前时，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毛都不给人一种骄奢淫逸的印象。他不喜欢豪华，一般人眼中的奢侈品，不论是金子铸的水龙头还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名画，都与他无缘。然而，他并非为了人民的利益在牺牲自己，只是他所要的东西不同。凡是他想要的，他都随心所欲地拿取，对国家钱财毫不顾惜。〞
文章最后还说，毛泽东去世后还在继续奢侈着。他的继任者花巨资，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修了一幢大房子，让他一个人住在里面。他睡的床也非常昂贵，全水晶的。
责任编辑：唐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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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任穷揭周恩来大饥荒中所为：几千万人命的罪魁 图
周恩来明知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仍然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当事人回忆说：1960年，我国财政赤字已经高达80亿元，但为保证最低限度的国计民生的需要，还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国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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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秘闻：周恩来一道命令或是数千万农民饿死原因之一
【新唐人2016年03月25日讯】（新唐人记者公孙觉综合报导）上世纪50年代末，中共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致使农村地区数以千万计的农民饿死。大跃进开始之际，中共首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下令停止对农民供应食用油一年。食用油脂是维持生命的6大要素之一，有分析认为，这可能是大饥荒中死的都是农民的主要原因。
3月25日，美国之音《解密时刻》节目，披露中共党魁毛泽东和周恩来主政时期，为什么大饥荒中饿死的全是农民。
报导指出，1958年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到1959年开始全面显现。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粮食紧张，许多省份已经有人饿死。粮油供应问题直达中共中央最高层。
但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做出决策：牺牲农村，保住城市。《墓碑》的作者杨继绳揭示说：〝周恩来明确表示农村停止销售食油一年。这一年，农村一滴油都看不见，没有。〞
在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措施》的通知，决定停止对农村的食油供应。
杨继绳说：〝油产生的热量比一般的碳水化合物要高好多倍〞，但当时〝油是商品，由国家供应的，由国家榨油，没有私人油坊，都是国家的，全部供应城市〞。
周恩来亲口说，压农村保城市，农村一年没有供应油。到了1960年，饥荒继续发展，致使农村地区数以千万计的农民饿死。
调查获悉，到1960年中国大城市的粮食储备也发生了危机，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存粮只能够维持几天。中共中央不断接到各地告急的紧急报告。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高层再次秘密决定：宁肯牺牲农村，也要保住城市。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之后，周恩来、邓小平和李先念接连给四川省委打电话，要求他们为了〝全国大局〞做出局部牺牲，火速调集粮食，运往三大城市。
当时天府之国四川的许多地方已经断粮，饿死了很多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知道，继续调粮将意味着四川还要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因此而被饿死。但为了所谓〝大局〞，连偏僻山区的最后〝死角粮〞都搜刮起来上交了。结果四川在大饥荒期间饿死了1000万人，成为全国各省饿死人之冠；而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没有饿死一个人。
后来对四川饿死人太多现象表态，周恩来承认〝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但是只是口头说说而已。而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甚至带着赞扬的口吻评价李井泉是〝只有大公，没有小我。〞对于四川饿死1000万人，全国饿死近4000万人这样重大的政治灾难，没有任何一个中共中央领导人受到追究。
周恩来是〝好总理〞还是杀人恶魔？
署名林辉的文章早前揭示说，真实的周恩来并不是中共媒体宣传的那样〝心系人民〞，相反，他是置千万民众死活不顾还要佯装和善的大奸之徒。
文章举了许多史料进行说明。比如，周恩来明知粮食不够吃，老百姓肚子饿、饿死了几千万人，但他却在此时遵从毛泽东的指令，为扩大中共势力，多次指示外贸部，称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有些商品如肉类，应该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量先出口，多余的再供国内市场销售。〞
再比如，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援助后，中共除了向阿提供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并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当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艘从加拿大开来本来应该开往中国的运粮船，却因为阿尔巴尼亚需要援助而掉头驶向了该国，而此时上千万的中国人正在或已经被饿死。作为主管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或许正是下命令者。
还有，在1960年城市居民成人人均粮食消耗定量降到不足一斤（有的城市只有3两）的情况下，周恩来还特批2000吨粮食生产茅台酒，供高官们享用和出口。
荷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冯客博士在其专著《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大灾难的故事》一书中，认为除了毛泽东的责任外，周恩来也有巨大责任。
海外中共党史专家丁抒的曾揭秘说，周恩来在〝大跃进〞初期曾主张制止冒进，但受到毛的严厉批评后为了自保，周立即转向支持〝大跃进〞，并在饿死无数人的情况下，还刻意向毛隐瞒〝大饥荒〞的真相。
据大陆博主田俊武早前撰写的《周恩来为何下令销毁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死亡人数统计数字？》一文披露，中国有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准确统计数字，却没有3年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准确统计数字，因为1961年底，周恩来亲自下令，让中共粮食部门把3年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调查数字销毁了。
周恩来为何要下令销毁被饿死之人的数字，至今还是个谜。有评论指出，无论周恩来是害怕毛知道真相，担心自己官位不保，还是害怕生前死后承担罪责，其客观的选择都是助纣为虐，表面上的伪善都是〝画皮〞般表演。
另外，三年〝大饥荒〞中，在苏联没有逼债的情况下，毛泽东却选择了提前还债，对此周恩来同样是亦步亦趋。甚至在1964年的报告中，周恩来还骄傲地说：〝我们不仅还清了债务，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历史学家指出，在不知有多少中国百姓被饿死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高层还能够轻松偿还外债，并且无偿支援〝社会主义小兄弟〞，这种政治考量的冷酷，不能不说令人毛骨悚然。
责任编辑：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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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美国之音《解密时刻》节目，披露中共党魁毛泽东和周恩来主政时期，为什么大饥荒中饿死的全是农民。
报导指出，1958年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到1959年开始全面显现。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粮食紧张，许多省份已经有人饿死。粮油供应问题直达中共中央最高层。
但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做出决策：牺牲农村，保住城市。《墓碑》的作者杨继绳揭示说：〝周恩来明确表示农村停止销售食油一年。这一年，农村一滴油都看不见，没有。〞
在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措施》的通知，决定停止对农村的食油供应。
杨继绳说：〝油产生的热量比一般的碳水化合物要高好多倍〞，但当时〝油是商品，由国家供应的，由国家榨油，没有私人油坊，都是国家的，全部供应城市〞。
周恩来亲口说，压农村保城市，农村一年没有供应油。到了1960年，饥荒继续发展，致使农村地区数以千万计的农民饿死。
调查获悉，到1960年中国大城市的粮食储备也发生了危机，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存粮只能够维持几天。中共中央不断接到各地告急的紧急报告。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高层再次秘密决定：宁肯牺牲农村，也要保住城市。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之后，周恩来、邓小平和李先念接连给四川省委打电话，要求他们为了〝全国大局〞做出局部牺牲，火速调集粮食，运往三大城市。
当时天府之国四川的许多地方已经断粮，饿死了很多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知道，继续调粮将意味着四川还要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因此而被饿死。但为了所谓〝大局〞，连偏僻山区的最后〝死角粮〞都搜刮起来上交了。结果四川在大饥荒期间饿死了1000万人，成为全国各省饿死人之冠；而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没有饿死一个人。
后来对四川饿死人太多现象表态，周恩来承认〝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但是只是口头说说而已。而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甚至带着赞扬的口吻评价李井泉是〝只有大公，没有小我。〞对于四川饿死1000万人，全国饿死近4000万人这样重大的政治灾难，没有任何一个中共中央领导人受到追究。
周恩来是〝好总理〞还是杀人恶魔？
署名林辉的文章早前揭示说，真实的周恩来并不是中共媒体宣传的那样〝心系人民〞，相反，他是置千万民众死活不顾还要佯装和善的大奸之徒。
文章举了许多史料进行说明。比如，周恩来明知粮食不够吃，老百姓肚子饿、饿死了几千万人，但他却在此时遵从毛泽东的指令，为扩大中共势力，多次指示外贸部，称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有些商品如肉类，应该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量先出口，多余的再供国内市场销售。〞
再比如，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援助后，中共除了向阿提供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并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当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艘从加拿大开来本来应该开往中国的运粮船，却因为阿尔巴尼亚需要援助而掉头驶向了该国，而此时上千万的中国人正在或已经被饿死。作为主管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或许正是下命令者。
还有，在1960年城市居民成人人均粮食消耗定量降到不足一斤（有的城市只有3两）的情况下，周恩来还特批2000吨粮食生产茅台酒，供高官们享用和出口。
荷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冯客博士在其专著《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大灾难的故事》一书中，认为除了毛泽东的责任外，周恩来也有巨大责任。
海外中共党史专家丁抒的曾揭秘说，周恩来在〝大跃进〞初期曾主张制止冒进，但受到毛的严厉批评后为了自保，周立即转向支持〝大跃进〞，并在饿死无数人的情况下，还刻意向毛隐瞒〝大饥荒〞的真相。
据大陆博主田俊武早前撰写的《周恩来为何下令销毁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死亡人数统计数字？》一文披露，中国有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准确统计数字，却没有3年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准确统计数字，因为1961年底，周恩来亲自下令，让中共粮食部门把3年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调查数字销毁了。
周恩来为何要下令销毁被饿死之人的数字，至今还是个谜。有评论指出，无论周恩来是害怕毛知道真相，担心自己官位不保，还是害怕生前死后承担罪责，其客观的选择都是助纣为虐，表面上的伪善都是〝画皮〞般表演。
另外，三年〝大饥荒〞中，在苏联没有逼债的情况下，毛泽东却选择了提前还债，对此周恩来同样是亦步亦趋。甚至在1964年的报告中，周恩来还骄傲地说：〝我们不仅还清了债务，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历史学家指出，在不知有多少中国百姓被饿死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高层还能够轻松偿还外债，并且无偿支援〝社会主义小兄弟〞，这种政治考量的冷酷，不能不说令人毛骨悚然。
责任编辑：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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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美国之音《解密时刻》节目，披露中共党魁毛泽东和周恩来主政时期，为什么大饥荒中饿死的全是农民。
报导指出，1958年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到1959年开始全面显现。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粮食紧张，许多省份已经有人饿死。粮油供应问题直达中共中央最高层。
但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做出决策：牺牲农村，保住城市。《墓碑》的作者杨继绳揭示说：〝周恩来明确表示农村停止销售食油一年。这一年，农村一滴油都看不见，没有。〞
在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措施》的通知，决定停止对农村的食油供应。
杨继绳说：〝油产生的热量比一般的碳水化合物要高好多倍〞，但当时〝油是商品，由国家供应的，由国家榨油，没有私人油坊，都是国家的，全部供应城市〞。
周恩来亲口说，压农村保城市，农村一年没有供应油。到了1960年，饥荒继续发展，致使农村地区数以千万计的农民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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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天府之国四川的许多地方已经断粮，饿死了很多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知道，继续调粮将意味着四川还要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因此而被饿死。但为了所谓〝大局〞，连偏僻山区的最后〝死角粮〞都搜刮起来上交了。结果四川在大饥荒期间饿死了1000万人，成为全国各省饿死人之冠；而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没有饿死一个人。
后来对四川饿死人太多现象表态，周恩来承认〝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但是只是口头说说而已。而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甚至带着赞扬的口吻评价李井泉是〝只有大公，没有小我。〞对于四川饿死1000万人，全国饿死近4000万人这样重大的政治灾难，没有任何一个中共中央领导人受到追究。
周恩来是〝好总理〞还是杀人恶魔？
署名林辉的文章早前揭示说，真实的周恩来并不是中共媒体宣传的那样〝心系人民〞，相反，他是置千万民众死活不顾还要佯装和善的大奸之徒。
文章举了许多史料进行说明。比如，周恩来明知粮食不够吃，老百姓肚子饿、饿死了几千万人，但他却在此时遵从毛泽东的指令，为扩大中共势力，多次指示外贸部，称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有些商品如肉类，应该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量先出口，多余的再供国内市场销售。〞
再比如，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援助后，中共除了向阿提供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并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当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艘从加拿大开来本来应该开往中国的运粮船，却因为阿尔巴尼亚需要援助而掉头驶向了该国，而此时上千万的中国人正在或已经被饿死。作为主管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或许正是下命令者。
还有，在1960年城市居民成人人均粮食消耗定量降到不足一斤（有的城市只有3两）的情况下，周恩来还特批2000吨粮食生产茅台酒，供高官们享用和出口。
荷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冯客博士在其专著《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大灾难的故事》一书中，认为除了毛泽东的责任外，周恩来也有巨大责任。
海外中共党史专家丁抒的曾揭秘说，周恩来在〝大跃进〞初期曾主张制止冒进，但受到毛的严厉批评后为了自保，周立即转向支持〝大跃进〞，并在饿死无数人的情况下，还刻意向毛隐瞒〝大饥荒〞的真相。
据大陆博主田俊武早前撰写的《周恩来为何下令销毁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死亡人数统计数字？》一文披露，中国有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准确统计数字，却没有3年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准确统计数字，因为1961年底，周恩来亲自下令，让中共粮食部门把3年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调查数字销毁了。
周恩来为何要下令销毁被饿死之人的数字，至今还是个谜。有评论指出，无论周恩来是害怕毛知道真相，担心自己官位不保，还是害怕生前死后承担罪责，其客观的选择都是助纣为虐，表面上的伪善都是〝画皮〞般表演。
另外，三年〝大饥荒〞中，在苏联没有逼债的情况下，毛泽东却选择了提前还债，对此周恩来同样是亦步亦趋。甚至在1964年的报告中，周恩来还骄傲地说：〝我们不仅还清了债务，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历史学家指出，在不知有多少中国百姓被饿死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高层还能够轻松偿还外债，并且无偿支援〝社会主义小兄弟〞，这种政治考量的冷酷，不能不说令人毛骨悚然。
责任编辑：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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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美国之音《解密时刻》节目，披露中共党魁毛泽东和周恩来主政时期，为什么大饥荒中饿死的全是农民。
报导指出，1958年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到1959年开始全面显现。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粮食紧张，许多省份已经有人饿死。粮油供应问题直达中共中央最高层。
但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做出决策：牺牲农村，保住城市。《墓碑》的作者杨继绳揭示说：〝周恩来明确表示农村停止销售食油一年。这一年，农村一滴油都看不见，没有。〞
在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措施》的通知，决定停止对农村的食油供应。
杨继绳说：〝油产生的热量比一般的碳水化合物要高好多倍〞，但当时〝油是商品，由国家供应的，由国家榨油，没有私人油坊，都是国家的，全部供应城市〞。
周恩来亲口说，压农村保城市，农村一年没有供应油。到了1960年，饥荒继续发展，致使农村地区数以千万计的农民饿死。
调查获悉，到1960年中国大城市的粮食储备也发生了危机，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存粮只能够维持几天。中共中央不断接到各地告急的紧急报告。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高层再次秘密决定：宁肯牺牲农村，也要保住城市。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之后，周恩来、邓小平和李先念接连给四川省委打电话，要求他们为了〝全国大局〞做出局部牺牲，火速调集粮食，运往三大城市。
当时天府之国四川的许多地方已经断粮，饿死了很多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知道，继续调粮将意味着四川还要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因此而被饿死。但为了所谓〝大局〞，连偏僻山区的最后〝死角粮〞都搜刮起来上交了。结果四川在大饥荒期间饿死了1000万人，成为全国各省饿死人之冠；而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没有饿死一个人。
后来对四川饿死人太多现象表态，周恩来承认〝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但是只是口头说说而已。而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甚至带着赞扬的口吻评价李井泉是〝只有大公，没有小我。〞对于四川饿死1000万人，全国饿死近4000万人这样重大的政治灾难，没有任何一个中共中央领导人受到追究。
周恩来是〝好总理〞还是杀人恶魔？
署名林辉的文章早前揭示说，真实的周恩来并不是中共媒体宣传的那样〝心系人民〞，相反，他是置千万民众死活不顾还要佯装和善的大奸之徒。
文章举了许多史料进行说明。比如，周恩来明知粮食不够吃，老百姓肚子饿、饿死了几千万人，但他却在此时遵从毛泽东的指令，为扩大中共势力，多次指示外贸部，称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有些商品如肉类，应该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量先出口，多余的再供国内市场销售。〞
再比如，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援助后，中共除了向阿提供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并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当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艘从加拿大开来本来应该开往中国的运粮船，却因为阿尔巴尼亚需要援助而掉头驶向了该国，而此时上千万的中国人正在或已经被饿死。作为主管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或许正是下命令者。
还有，在1960年城市居民成人人均粮食消耗定量降到不足一斤（有的城市只有3两）的情况下，周恩来还特批2000吨粮食生产茅台酒，供高官们享用和出口。
荷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冯客博士在其专著《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大灾难的故事》一书中，认为除了毛泽东的责任外，周恩来也有巨大责任。
海外中共党史专家丁抒的曾揭秘说，周恩来在〝大跃进〞初期曾主张制止冒进，但受到毛的严厉批评后为了自保，周立即转向支持〝大跃进〞，并在饿死无数人的情况下，还刻意向毛隐瞒〝大饥荒〞的真相。
据大陆博主田俊武早前撰写的《周恩来为何下令销毁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死亡人数统计数字？》一文披露，中国有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准确统计数字，却没有3年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准确统计数字，因为1961年底，周恩来亲自下令，让中共粮食部门把3年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调查数字销毁了。
周恩来为何要下令销毁被饿死之人的数字，至今还是个谜。有评论指出，无论周恩来是害怕毛知道真相，担心自己官位不保，还是害怕生前死后承担罪责，其客观的选择都是助纣为虐，表面上的伪善都是〝画皮〞般表演。
另外，三年〝大饥荒〞中，在苏联没有逼债的情况下，毛泽东却选择了提前还债，对此周恩来同样是亦步亦趋。甚至在1964年的报告中，周恩来还骄傲地说：〝我们不仅还清了债务，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历史学家指出，在不知有多少中国百姓被饿死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高层还能够轻松偿还外债，并且无偿支援〝社会主义小兄弟〞，这种政治考量的冷酷，不能不说令人毛骨悚然。
责任编辑：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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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闻】中共总理记者会罕见破例 引关注
【新唐人2016年03月17日讯】中共总理记者会罕见破例 引关注
中共的全国〝人大〞会议在3月16号上午于北京落幕，会后的总理记者会照例举行，不过，今年令外界意外的是，第一个被点名提问的不是中共的官方喉舌，而是外国媒体〝路透社〞。
由于过去20多年来中共的〝两会〞总理记者会，惯例都是新华社等喉舌优先，几乎没有把第一个问题给外国媒体的，再加上记者会提问记者和问题都要预先定案，交总理审阅，因此北京当局的这个动作，立刻引起外界关注。
会场上，〝路透社〞记者单刀直入，问李克强〝中国金融市场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中国政府对金融市场加强监管有何计划、近期股市波动是否会影响改革进度〞等。而李克强则面色柔和，侃侃而谈，为去年股灾辩解，显然是有备而来。
香港《苹果日报》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评论说，记者会这样打破惯例，反映了股市问题在李克强心目中〝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藉此场合说清楚。分析说，中国去年的股灾，导致亿万中国大陆的股民损失严重，不仅民间怨声载道，而且，背后还牵扯中共高层权斗。
报中国最后领导人 新华社编辑受罚
中共喉舌〝新华社〞3月13号发出一篇题为《（两会观察）记者手记：从昆泰酒店内外寻中国经济信心》的稿件，其中将习近平写成〝中国最后领导人〞，引发海外媒体的广泛报导和热烈议论，连续几天各种解读和猜测，铺天盖地。
16号，新加坡〝联合早报网〞披露，这篇报导的涉事编辑面临被停职和撤销发稿人资格的处分，同时他的预备中共党员资格也会被取消。
报导说，这次错误已经被〝新华社〞高层定性为〝政治错误〞、〝影响恶劣〞，对外部领导和分管领导，也受到了不同处罚。
不过，〝联合早报网〞的这篇报导也很快就被删除了。
大陆维权人士联署 声援双鸭山矿工
黑龙江双鸭山数千矿工集体讨薪事件，持续引发外界关注。3月16号，一批中国大陆维权人士发表紧急声明，支持讨薪矿工，并要求警方立即释放被抓的维权矿工及家属。
声明还要求中共政府停止使用暴力手段解决劳资纠纷，立即撤走全部特警及防暴队。按照劳动法法规、国际劳工公约等标准，满足矿工及家属的讨薪诉求。
据海外〝参与网〞统计，目前，参加联署的人数已经有291人。
编辑/周玉林
相关标签： 中共总理 记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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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新唐人电视台 - 全文推荐 http://www.ntdtv.com/xtr/gb/2016/03/17/a1258026.html
中共的全国〝人大〞会议在3月16号上午于北京落幕，会后的总理记者会照例举行，不过，今年令外界意外的是，第一个被点名提问的不是中共的官方喉舌，而是外国媒体〝路透社〞。
由于过去20多年来中共的〝两会〞总理记者会，惯例都是新华社等喉舌优先，几乎没有把第一个问题给外国媒体的，再加上记者会提问记者和问题都要预先定案，交总理审阅，因此北京当局的这个动作，立刻引起外界关注。
会场上，〝路透社〞记者单刀直入，问李克强〝中国金融市场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中国政府对金融市场加强监管有何计划、近期股市波动是否会影响改革进度〞等。而李克强则面色柔和，侃侃而谈，为去年股灾辩解，显然是有备而来。
香港《苹果日报》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评论说，记者会这样打破惯例，反映了股市问题在李克强心目中〝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藉此场合说清楚。分析说，中国去年的股灾，导致亿万中国大陆的股民损失严重，不仅民间怨声载道，而且，背后还牵扯中共高层权斗。
报中国最后领导人 新华社编辑受罚
中共喉舌〝新华社〞3月13号发出一篇题为《（两会观察）记者手记：从昆泰酒店内外寻中国经济信心》的稿件，其中将习近平写成〝中国最后领导人〞，引发海外媒体的广泛报导和热烈议论，连续几天各种解读和猜测，铺天盖地。
16号，新加坡〝联合早报网〞披露，这篇报导的涉事编辑面临被停职和撤销发稿人资格的处分，同时他的预备中共党员资格也会被取消。
报导说，这次错误已经被〝新华社〞高层定性为〝政治错误〞、〝影响恶劣〞，对外部领导和分管领导，也受到了不同处罚。
不过，〝联合早报网〞的这篇报导也很快就被删除了。
大陆维权人士联署 声援双鸭山矿工
黑龙江双鸭山数千矿工集体讨薪事件，持续引发外界关注。3月16号，一批中国大陆维权人士发表紧急声明，支持讨薪矿工，并要求警方立即释放被抓的维权矿工及家属。
声明还要求中共政府停止使用暴力手段解决劳资纠纷，立即撤走全部特警及防暴队。按照劳动法法规、国际劳工公约等标准，满足矿工及家属的讨薪诉求。
据海外〝参与网〞统计，目前，参加联署的人数已经有291人。
编辑/周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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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子:“革命家没有婚姻恋爱 只有性交” 有很多高层例子 (图)
毛泽东的老朋友蔡和森和向警予结婚，没几年，向警予和另一共产党人彭述之劈腿，老蔡大受打击，向组织投诉。传统上爱管家事的党组织为了拆散向警予和彭的婚外情，遂派老蔡夫妇去苏联，同行的有另一位党的领导人李立三和太太李一纯。结果，还没到莫斯科，老蔡就和李立三的太太睡上了，向警予则又爱上了一位来自外蒙的“革命同志”。如果读者觉得李立三被戴了绿帽子而值得同情的话，那么看看他当初是怎么把李一纯弄到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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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记载，林彪飞机起飞后。汪东兴立即报告给周恩来，并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出发到毛主席那里，我从中南海南楼到毛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毛泽东回北京后，吃了安眠药一直在睡觉。直到这时，毛泽东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周恩来请毛泽东等人集中到一个地方，说是保护毛主席安全，其实是想趁机软禁毛泽东。因为周恩来认为，你的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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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揭秘】周恩来当年那些信誓旦旦 组图
@历史之碎：【定心丸】1940年重庆的文化界为沈钧儒祝寿，在座的有各“民主”党派人士、工商界著名人物和社会贤达。敬爱的周总理（当时是中共南方局书记）即席致词。他真诚地说：“诸位不用担心，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至少是50年甚至是100年以后的事。”讲到这里，全场掌声雷动，大家都认为这是一颗定心丸（左起：沈志远、吴晗、周恩来、沈钧儒、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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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开国大典”上毛泽东没说过中国人站起来了
时负责采访和报道“开国大典”的新华社记者李普说：前年有人问，“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是不是“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上说的，我一时做不出肯定的答复。静下来想一想，这件事其实很明白，这是他在政协开幕词中说的，标题就是这句话。这篇文章曾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0月1日在天安门上他宣读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这是一件标准的公文，不用任何抒情的词句，这件公文当天就由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照会了世界各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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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潜伏”经济学家祸国殃民 其弟被从经典照片中抹去 组图
1972年周恩来与“破冰之旅”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握手照片，作为翻译的冀朝铸被抹去。这也是那个时期国内复杂政治斗的体现。其兄冀朝鼎曾经是蒋介石和宋子文信任的经济学家，在中共的授意下，他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使其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崩溃，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作为翻译的冀朝铸曾被抹去（网络图片） 经典照片“周恩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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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名中共高层的女人被特批参加红军长征的内幕
【新唐人2016年03月08日讯】（新唐人记者蓝铭浩报导）〝三八〞国际妇女节之际，有港媒发表评论文章，以〝马克思把妇女的解放作为人类解放的重要指标〞为引子，披露了30名被特批参加〝长征〞女红军的内幕，揭示了中共高层的性特权。
这篇题为《从长征女红军看中共性特权》在香港〝东网〞发表，署名〝龙七公-马鼎盛〞。
文章写道，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委统帅的八万六千多大军之中，只挑选30个女红军参加所谓的〝长征〞，最能说明马克思所宣扬的解放妇女思想，而这正是中共最高层的性特权。
文章称，当时中共声称要打破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夫妻关系，建立所谓先进的革命爱人新风。
1934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命令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草拟随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名单，不可超过三十人。
据资料记载，被选中的30名女红军，几乎都是中共最高层的爱人。她们包括王泉媛、邓六金、邓颖超、甘棠、危秀英、危拱之、刘英、刘彩香、刘群先、杨厚珍、李坚真、李伯钊、李建华、李桂英、吴仲廉、吴富莲、邱一涵、陈慧清、金维映、周越华、钟月林、贺子珍、钱希均、萧月华、康克清、曾玉、谢飞、谢小梅、蔡畅、廖似光。
其中，共产国际派驻中共军事顾问的李德在中央苏区，获得组织配给当地农村妇女萧月华。虽然两人语言不通，更不了解，但并不妨碍在长征路上满足李德的欲望。两人后来还生一子。
文章还列举了除了共产国际顾问太上皇外，其他中共高层的性特权。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秦邦宪（博古）夫人刘群先、张闻天妻刘英、周恩来妻邓颖超；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妻贺子珍、朱德妻康克清；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保卫局长邓发的夫人陈慧清、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凯丰妻廖似光、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妻谢飞、王稼祥妻朱仲丽。〞
而在中共军方高层方面，中央军委刘伯承配对汪荣华、李富春配对蔡畅。李伯钊、危拱之、杨厚珍等人则分别与各军团负责人如杨尚昆、叶剑英、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等配对。
另外，金维映（邓小平前妻）、王泉媛和吴富莲等人也与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中央组织局秘书长王首道、中共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等高层结婚。
文章还特别举例毛泽东。毛和贺子珍同居10年共怀有10胎，生了6个孩子；包括在长征途中怀孕3次及流产2次。1935年2月，贺子珍还在贵州生下一女，寄养当地农户后下落不明。长征后不久，老毛又结识了年轻貌美有文化会演戏的新欢江青。
文章还写道，对于绝大多数的红军十万官兵来说，他们却必须压抑性欲，即使有妻室爱人，也要留在敌占区为革命牺牲共聚生活。
自1949年建政后，中共就一直极力宣传〝长征是北上抗日〞的说法。不过，这一谎言已经被学者和媒体所揭露：所谓的红军〝长征〞是假抗日，真逃亡。
责任编辑：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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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题为《从长征女红军看中共性特权》在香港〝东网〞发表，署名〝龙七公-马鼎盛〞。
文章写道，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委统帅的八万六千多大军之中，只挑选30个女红军参加所谓的〝长征〞，最能说明马克思所宣扬的解放妇女思想，而这正是中共最高层的性特权。
文章称，当时中共声称要打破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夫妻关系，建立所谓先进的革命爱人新风。
1934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命令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草拟随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名单，不可超过三十人。
据资料记载，被选中的30名女红军，几乎都是中共最高层的爱人。她们包括王泉媛、邓六金、邓颖超、甘棠、危秀英、危拱之、刘英、刘彩香、刘群先、杨厚珍、李坚真、李伯钊、李建华、李桂英、吴仲廉、吴富莲、邱一涵、陈慧清、金维映、周越华、钟月林、贺子珍、钱希均、萧月华、康克清、曾玉、谢飞、谢小梅、蔡畅、廖似光。
其中，共产国际派驻中共军事顾问的李德在中央苏区，获得组织配给当地农村妇女萧月华。虽然两人语言不通，更不了解，但并不妨碍在长征路上满足李德的欲望。两人后来还生一子。
文章还列举了除了共产国际顾问太上皇外，其他中共高层的性特权。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秦邦宪（博古）夫人刘群先、张闻天妻刘英、周恩来妻邓颖超；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妻贺子珍、朱德妻康克清；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保卫局长邓发的夫人陈慧清、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凯丰妻廖似光、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妻谢飞、王稼祥妻朱仲丽。〞
而在中共军方高层方面，中央军委刘伯承配对汪荣华、李富春配对蔡畅。李伯钊、危拱之、杨厚珍等人则分别与各军团负责人如杨尚昆、叶剑英、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等配对。
另外，金维映（邓小平前妻）、王泉媛和吴富莲等人也与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中央组织局秘书长王首道、中共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等高层结婚。
文章还特别举例毛泽东。毛和贺子珍同居10年共怀有10胎，生了6个孩子；包括在长征途中怀孕3次及流产2次。1935年2月，贺子珍还在贵州生下一女，寄养当地农户后下落不明。长征后不久，老毛又结识了年轻貌美有文化会演戏的新欢江青。
文章还写道，对于绝大多数的红军十万官兵来说，他们却必须压抑性欲，即使有妻室爱人，也要留在敌占区为革命牺牲共聚生活。
自1949年建政后，中共就一直极力宣传〝长征是北上抗日〞的说法。不过，这一谎言已经被学者和媒体所揭露：所谓的红军〝长征〞是假抗日，真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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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再遭颠覆：中共吹嘘的平型关大捷现场照是剽窃？
【新唐人2016年03月07日讯】（新唐人记者何雅婷报导）在中国8年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争中，平型关战役成为中共大肆用以宣传其〝抗战功绩〞的一个重要素材。在中共的相关宣传中，一张据称为中共八路军在这场战役中伏击日军的战地拍摄照片，成为了标志性图片。但旅日中国籍历史学者姜克实经过查证后曾撰文指出，这张照片很可能是由著名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拍摄的国军台儿庄战役的战地摄影作品。
平型关战役史称〝平型关战斗〞，是抗日战争期间由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所领导的太原会战中的一场战役。这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对日军的第一场战斗胜利，因此又被称为〝平型关大捷〞。
据史料记载，这场战役发生从1937年9月3日制定作战计划，到10月2日全线撤退，战场范围达数百里，中国方面投入兵力11个军共计十余万，历经大小战斗数十次。在这次战役中，林彪率领的第18集团军第115师部（时为〝八路军〞）9月24日在灵丘至平型关公路参与了伏击日军的战斗。因此，中共建政后，这场战役受到中共官方的大力宣传。在北京丰台区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中共权威的宣传场所中，有一张被标注为〝八路军第115师伏击日军〞的历史照片，成为了中共宣传这场战斗的标志性图片。
![]("http://imgs.ntdtv.com/pic/2016/3-7/p7366891a512005657-ss.jpg")
被中共描述为平型关大捷战地场景的历史资料图片。（资料图）
2015年9月19日，《华夏文摘》第一二七五期刊发了知名旅日中国籍历史学者姜克实撰写的《一场尴尬的历史剧 －－代表〝平型关大捷〞的一张历史照片》一文。姜克实经过研究查证后指出，这张照片应该是著名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拍摄的国军台儿庄战役中的一张战地摄影作品。
据姜克实的分析，照片记录的是一个重机枪分队的部分战斗场面。左方跪地者为指挥，中间为射手，右者是送弹手。拍摄照片的当天应该是一个晴天。而照片底部还映出两个黑影，应是站在后方的两位摄影者同时留下的身影。
问题的关键是，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究竟在哪里？它记录的究竟是哪场战斗？
文章指出，当年由中共领导的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的伏击地点是山西省灵丘县小寨村的乔沟。那里是典型的山地沟壑地形（下左图是小寨村乔沟）。但照片中的场景却不像小寨村的地形，反而更像是山东省的河套平原的地貌（下右图来自与本照片为同一地段的影像截屏），不难看出，这两者并非同一地点。
![]("http://imgs.ntdtv.com/pic/2016/3-7/p7366892a899646639-ss.jpg")
山西省灵丘县小寨村与河套平原的地貌对比图。（图片来源：姜克实文稿插图）
姜克实在查证这张历史照片的出处时发现，世界著名的记录影片导演荷兰人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拍摄的纪录影片《四万万人民》中，出现过与这张照片极为吻合的场景。
据史料记载，1938年4月4日伊文思和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e）及摄影组3人来到台儿庄进行战地采访，并记录下了这场战役珍贵的历史场面。
下图左边是伊文思1939年发行的记录影片The400Million（国内译名《四万万人民》）中的一个镜头的影像截屏，记录的是1938年4月，国军在台儿庄某地的伏击战；右边则是〝平型关大捷〞中被称为八路军小寨村伏击战场的标志性照片。
![]("http://imgs.ntdtv.com/pic/2016/3-7/p7366894a697255640-ss.jpg")
伊文思记录影片中的镜头截屏与〝平型关大捷〞宣传资料中标志图的对比。（图片来源：姜克实文稿插图）
从图片中士兵的服装，射手姿势，机枪的送弹带（发白的直线）和地形上看，可以断定这两张图片来自同一个场景，同一个地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右边送弹手的斗笠顶端的图案和斗笠上的四个疑似ICCV的黑体文字也一模一样。
![]("http://imgs.ntdtv.com/pic/2016/3-7/p7366893a95364756-ss.jpg")
右边送弹手的斗笠顶端的图案和斗笠上的四个疑似ICCV的黑体文字也一模一样。（图片来源：姜克实文稿插图）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当年为抗日〝国共合作〞，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其他部队是同装同饷，所以单单从服装上很难判断究竟是哪只部队的士兵。但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由伊文思本人撰稿的那部记录台儿庄战役的影片中，有一段国军在山间行军的镜头画面显示，当时国军部队扛着的重机枪恰恰和这张照片中的重机枪是同一类型。
同一地点的同一影像，在国共两党的历史记录里却被表述为两场完全不同的战役场景，难免令人质疑：到底是谁在〝剽窃〞谁？
姜克实的文章分析称，如果是伊文思的电影中有关台儿庄的记录，〝借用〞了共产党的平型关战果纪录镜头，首先要存在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此电影胶卷应该在1937年9月25日，由八路军的记者完成摄影于小寨村附近战场；其二，伊文思在1938年2月来华后的半年中，有机会和共产党（延安）接触，并接受了延安提供的抗日影片。
然而事实正相反。延安在1937年还没有任何拍摄电影影像的设备和器材。而据《伊文思与延安电影团的第一台摄影机》中记录，1938年，伊文思在来华期间与延安（共产党）接触时，并未接受中共提供的什么胶卷，反而是为了将来能间接得到来自苏区情况的胶卷，向延安无偿提供了一部摄影机和自己拍摄的部分胶片。而与伊文思同行的罗伯特．卡帕也有可能在此时，将自己的台儿庄摄影照片的一部分赠给了叶剑英或周恩来。
文章表示，当时作为一个摄影组成员，卡帕和伊文思总是同时行动，而伊文思摄影机中的镜头，几乎都可以在卡帕的作品中同时出现。因而，两人在台儿庄战场一起行动时，两人的镜头也经常在同时同地指向同一历史场面。以此判断，前述照片下部映出的两个黑影，有可能就是卡帕和伊文思两人。而那张有名的抗日战士的照片，很可能是罗伯特．卡帕的作品。
责任编辑：文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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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型关战役史称〝平型关战斗〞，是抗日战争期间由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所领导的太原会战中的一场战役。这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对日军的第一场战斗胜利，因此又被称为〝平型关大捷〞。
据史料记载，这场战役发生从1937年9月3日制定作战计划，到10月2日全线撤退，战场范围达数百里，中国方面投入兵力11个军共计十余万，历经大小战斗数十次。在这次战役中，林彪率领的第18集团军第115师部（时为〝八路军〞）9月24日在灵丘至平型关公路参与了伏击日军的战斗。因此，中共建政后，这场战役受到中共官方的大力宣传。在北京丰台区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中共权威的宣传场所中，有一张被标注为〝八路军第115师伏击日军〞的历史照片，成为了中共宣传这场战斗的标志性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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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共描述为平型关大捷战地场景的历史资料图片。（资料图）
2015年9月19日，《华夏文摘》第一二七五期刊发了知名旅日中国籍历史学者姜克实撰写的《一场尴尬的历史剧 －－代表〝平型关大捷〞的一张历史照片》一文。姜克实经过研究查证后指出，这张照片应该是著名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拍摄的国军台儿庄战役中的一张战地摄影作品。
据姜克实的分析，照片记录的是一个重机枪分队的部分战斗场面。左方跪地者为指挥，中间为射手，右者是送弹手。拍摄照片的当天应该是一个晴天。而照片底部还映出两个黑影，应是站在后方的两位摄影者同时留下的身影。
问题的关键是，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究竟在哪里？它记录的究竟是哪场战斗？
文章指出，当年由中共领导的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的伏击地点是山西省灵丘县小寨村的乔沟。那里是典型的山地沟壑地形（下左图是小寨村乔沟）。但照片中的场景却不像小寨村的地形，反而更像是山东省的河套平原的地貌（下右图来自与本照片为同一地段的影像截屏），不难看出，这两者并非同一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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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灵丘县小寨村与河套平原的地貌对比图。（图片来源：姜克实文稿插图）
姜克实在查证这张历史照片的出处时发现，世界著名的记录影片导演荷兰人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拍摄的纪录影片《四万万人民》中，出现过与这张照片极为吻合的场景。
据史料记载，1938年4月4日伊文思和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e）及摄影组3人来到台儿庄进行战地采访，并记录下了这场战役珍贵的历史场面。
下图左边是伊文思1939年发行的记录影片The400Million（国内译名《四万万人民》）中的一个镜头的影像截屏，记录的是1938年4月，国军在台儿庄某地的伏击战；右边则是〝平型关大捷〞中被称为八路军小寨村伏击战场的标志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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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文思记录影片中的镜头截屏与〝平型关大捷〞宣传资料中标志图的对比。（图片来源：姜克实文稿插图）
从图片中士兵的服装，射手姿势，机枪的送弹带（发白的直线）和地形上看，可以断定这两张图片来自同一个场景，同一个地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右边送弹手的斗笠顶端的图案和斗笠上的四个疑似ICCV的黑体文字也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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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边送弹手的斗笠顶端的图案和斗笠上的四个疑似ICCV的黑体文字也一模一样。（图片来源：姜克实文稿插图）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当年为抗日〝国共合作〞，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其他部队是同装同饷，所以单单从服装上很难判断究竟是哪只部队的士兵。但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由伊文思本人撰稿的那部记录台儿庄战役的影片中，有一段国军在山间行军的镜头画面显示，当时国军部队扛着的重机枪恰恰和这张照片中的重机枪是同一类型。
同一地点的同一影像，在国共两党的历史记录里却被表述为两场完全不同的战役场景，难免令人质疑：到底是谁在〝剽窃〞谁？
姜克实的文章分析称，如果是伊文思的电影中有关台儿庄的记录，〝借用〞了共产党的平型关战果纪录镜头，首先要存在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此电影胶卷应该在1937年9月25日，由八路军的记者完成摄影于小寨村附近战场；其二，伊文思在1938年2月来华后的半年中，有机会和共产党（延安）接触，并接受了延安提供的抗日影片。
然而事实正相反。延安在1937年还没有任何拍摄电影影像的设备和器材。而据《伊文思与延安电影团的第一台摄影机》中记录，1938年，伊文思在来华期间与延安（共产党）接触时，并未接受中共提供的什么胶卷，反而是为了将来能间接得到来自苏区情况的胶卷，向延安无偿提供了一部摄影机和自己拍摄的部分胶片。而与伊文思同行的罗伯特．卡帕也有可能在此时，将自己的台儿庄摄影照片的一部分赠给了叶剑英或周恩来。
文章表示，当时作为一个摄影组成员，卡帕和伊文思总是同时行动，而伊文思摄影机中的镜头，几乎都可以在卡帕的作品中同时出现。因而，两人在台儿庄战场一起行动时，两人的镜头也经常在同时同地指向同一历史场面。以此判断，前述照片下部映出的两个黑影，有可能就是卡帕和伊文思两人。而那张有名的抗日战士的照片，很可能是罗伯特．卡帕的作品。
责任编辑：文谨
相关链接： 【私密档案】平型关之役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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