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开国大典”上毛泽东没说过中国人站起来了

时负责采访和报道“开国大典”的新华社记者李普说:前年有人问,“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是不是“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上说的,我一时做不出肯定的答复。静下来想一想,这件事其实很明白,这是他在政协开幕词中说的,标题就是这句话。这篇文章曾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0月1日在天安门上他宣读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这是一件标准的公文,不用任何抒情的词句,这件公文当天就由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照会了世界各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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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潜伏”经济学家祸国殃民 其弟被从经典照片中抹去 组图


1972年周恩来与“破冰之旅”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握手照片,作为翻译的冀朝铸被抹去。这也是那个时期国内复杂政治斗的体现。其兄冀朝鼎曾经是蒋介石和宋子文信任的经济学家,在中共的授意下,他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使其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崩溃,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作为翻译的冀朝铸曾被抹去(网络图片) 经典照片“周恩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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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名中共高层的女人被特批参加红军长征的内幕

【新唐人2016年03月08日讯】(新唐人记者蓝铭浩报导)〝三八〞国际妇女节之际,有港媒发表评论文章,以〝马克思把妇女的解放作为人类解放的重要指标〞为引子,披露了30名被特批参加〝长征〞女红军的内幕,揭示了中共高层的性特权。

这篇题为《从长征女红军看中共性特权》在香港〝东网〞发表,署名〝龙七公-马鼎盛〞。

文章写道,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委统帅的八万六千多大军之中,只挑选30个女红军参加所谓的〝长征〞,最能说明马克思所宣扬的解放妇女思想,而这正是中共最高层的性特权。

文章称,当时中共声称要打破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夫妻关系,建立所谓先进的革命爱人新风。

1934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命令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草拟随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名单,不可超过三十人。

据资料记载,被选中的30名女红军,几乎都是中共最高层的爱人。她们包括王泉媛、邓六金、邓颖超、甘棠、危秀英、危拱之、刘英、刘彩香、刘群先、杨厚珍、李坚真、李伯钊、李建华、李桂英、吴仲廉、吴富莲、邱一涵、陈慧清、金维映、周越华、钟月林、贺子珍、钱希均、萧月华、康克清、曾玉、谢飞、谢小梅、蔡畅、廖似光。

其中,共产国际派驻中共军事顾问的李德在中央苏区,获得组织配给当地农村妇女萧月华。虽然两人语言不通,更不了解,但并不妨碍在长征路上满足李德的欲望。两人后来还生一子。

文章还列举了除了共产国际顾问太上皇外,其他中共高层的性特权。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秦邦宪(博古)夫人刘群先、张闻天妻刘英、周恩来妻邓颖超;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妻贺子珍、朱德妻康克清;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保卫局长邓发的夫人陈慧清、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凯丰妻廖似光、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妻谢飞、王稼祥妻朱仲丽。〞

而在中共军方高层方面,中央军委刘伯承配对汪荣华、李富春配对蔡畅。李伯钊、危拱之、杨厚珍等人则分别与各军团负责人如杨尚昆、叶剑英、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等配对。

另外,金维映(邓小平前妻)、王泉媛和吴富莲等人也与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中央组织局秘书长王首道、中共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等高层结婚。

文章还特别举例毛泽东。毛和贺子珍同居10年共怀有10胎,生了6个孩子;包括在长征途中怀孕3次及流产2次。1935年2月,贺子珍还在贵州生下一女,寄养当地农户后下落不明。长征后不久,老毛又结识了年轻貌美有文化会演戏的新欢江青。

文章还写道,对于绝大多数的红军十万官兵来说,他们却必须压抑性欲,即使有妻室爱人,也要留在敌占区为革命牺牲共聚生活。

自1949年建政后,中共就一直极力宣传〝长征是北上抗日〞的说法。不过,这一谎言已经被学者和媒体所揭露:所谓的红军〝长征〞是假抗日,真逃亡。

责任编辑: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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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再遭颠覆:中共吹嘘的平型关大捷现场照是剽窃?

【新唐人2016年03月07日讯】(新唐人记者何雅婷报导)在中国8年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争中,平型关战役成为中共大肆用以宣传其〝抗战功绩〞的一个重要素材。在中共的相关宣传中,一张据称为中共八路军在这场战役中伏击日军的战地拍摄照片,成为了标志性图片。但旅日中国籍历史学者姜克实经过查证后曾撰文指出,这张照片很可能是由著名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拍摄的国军台儿庄战役的战地摄影作品。

平型关战役史称〝平型关战斗〞,是抗日战争期间由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所领导的太原会战中的一场战役。这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对日军的第一场战斗胜利,因此又被称为〝平型关大捷〞。

据史料记载,这场战役发生从1937年9月3日制定作战计划,到10月2日全线撤退,战场范围达数百里,中国方面投入兵力11个军共计十余万,历经大小战斗数十次。在这次战役中,林彪率领的第18集团军第115师部(时为〝八路军〞)9月24日在灵丘至平型关公路参与了伏击日军的战斗。因此,中共建政后,这场战役受到中共官方的大力宣传。在北京丰台区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中共权威的宣传场所中,有一张被标注为〝八路军第115师伏击日军〞的历史照片,成为了中共宣传这场战斗的标志性图片。


被中共描述为平型关大捷战地场景的历史资料图片。(资料图)


2015年9月19日,《华夏文摘》第一二七五期刊发了知名旅日中国籍历史学者姜克实撰写的《一场尴尬的历史剧 --代表〝平型关大捷〞的一张历史照片》一文。姜克实经过研究查证后指出,这张照片应该是著名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拍摄的国军台儿庄战役中的一张战地摄影作品。

据姜克实的分析,照片记录的是一个重机枪分队的部分战斗场面。左方跪地者为指挥,中间为射手,右者是送弹手。拍摄照片的当天应该是一个晴天。而照片底部还映出两个黑影,应是站在后方的两位摄影者同时留下的身影。

问题的关键是,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究竟在哪里?它记录的究竟是哪场战斗?

文章指出,当年由中共领导的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的伏击地点是山西省灵丘县小寨村的乔沟。那里是典型的山地沟壑地形(下左图是小寨村乔沟)。但照片中的场景却不像小寨村的地形,反而更像是山东省的河套平原的地貌(下右图来自与本照片为同一地段的影像截屏),不难看出,这两者并非同一地点。


山西省灵丘县小寨村与河套平原的地貌对比图。(图片来源:姜克实文稿插图)


姜克实在查证这张历史照片的出处时发现,世界著名的记录影片导演荷兰人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拍摄的纪录影片《四万万人民》中,出现过与这张照片极为吻合的场景。

据史料记载,1938年4月4日伊文思和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e)及摄影组3人来到台儿庄进行战地采访,并记录下了这场战役珍贵的历史场面。

下图左边是伊文思1939年发行的记录影片The400Million(国内译名《四万万人民》)中的一个镜头的影像截屏,记录的是1938年4月,国军在台儿庄某地的伏击战;右边则是〝平型关大捷〞中被称为八路军小寨村伏击战场的标志性照片。


伊文思记录影片中的镜头截屏与〝平型关大捷〞宣传资料中标志图的对比。(图片来源:姜克实文稿插图)


从图片中士兵的服装,射手姿势,机枪的送弹带(发白的直线)和地形上看,可以断定这两张图片来自同一个场景,同一个地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右边送弹手的斗笠顶端的图案和斗笠上的四个疑似ICCV的黑体文字也一模一样。


右边送弹手的斗笠顶端的图案和斗笠上的四个疑似ICCV的黑体文字也一模一样。(图片来源:姜克实文稿插图)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当年为抗日〝国共合作〞,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其他部队是同装同饷,所以单单从服装上很难判断究竟是哪只部队的士兵。但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由伊文思本人撰稿的那部记录台儿庄战役的影片中,有一段国军在山间行军的镜头画面显示,当时国军部队扛着的重机枪恰恰和这张照片中的重机枪是同一类型。

同一地点的同一影像,在国共两党的历史记录里却被表述为两场完全不同的战役场景,难免令人质疑:到底是谁在〝剽窃〞谁?

姜克实的文章分析称,如果是伊文思的电影中有关台儿庄的记录,〝借用〞了共产党的平型关战果纪录镜头,首先要存在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此电影胶卷应该在1937年9月25日,由八路军的记者完成摄影于小寨村附近战场;其二,伊文思在1938年2月来华后的半年中,有机会和共产党(延安)接触,并接受了延安提供的抗日影片。

然而事实正相反。延安在1937年还没有任何拍摄电影影像的设备和器材。而据《伊文思与延安电影团的第一台摄影机》中记录,1938年,伊文思在来华期间与延安(共产党)接触时,并未接受中共提供的什么胶卷,反而是为了将来能间接得到来自苏区情况的胶卷,向延安无偿提供了一部摄影机和自己拍摄的部分胶片。而与伊文思同行的罗伯特.卡帕也有可能在此时,将自己的台儿庄摄影照片的一部分赠给了叶剑英或周恩来。

文章表示,当时作为一个摄影组成员,卡帕和伊文思总是同时行动,而伊文思摄影机中的镜头,几乎都可以在卡帕的作品中同时出现。因而,两人在台儿庄战场一起行动时,两人的镜头也经常在同时同地指向同一历史场面。以此判断,前述照片下部映出的两个黑影,有可能就是卡帕和伊文思两人。而那张有名的抗日战士的照片,很可能是罗伯特.卡帕的作品。

责任编辑:文谨

相关链接: 【私密档案】平型关之役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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